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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颠覆尧舜禅让的历史真相?司马迁笑了

《竹书纪年》颠覆尧舜禅让的历史真相?司马迁笑了司马迁站在2000多年前从容地打开《史记》,淡淡一笑:颠覆不颠覆,《太史公书》就在这里。司马迁是睿智的,也许他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人们会拿五帝

今人把《竹书纪年》中关于尧舜传位的记载用“惊世骇俗”“颠覆三观”的评价直指《史记》的“不真实”。司马迁站在2000多年前从容地打开《史记》,淡淡一笑:颠覆不颠覆,《太史公书》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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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睿智的,也许他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人们会拿五帝说事儿,颠覆尧舜禅让的古风。所以在《五帝本纪》后的“太史公曰”,清楚地交代了《五帝本纪》的创作依据: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只有只有200多字的说明,可以说是辞约意丰:

一、司马迁告诉后人,《五帝本纪》的第一来源是周朝的《尚书》、孔子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等典籍。

司马迁感叹撰写《五帝本纪》的难度,虽然学者们称颂“五帝”,但那个时代太远了。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典籍就是周朝的《尚书》,但《尚书》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黄帝、颛顼、帝喾的行事不见经传。如此,各种黄帝的传说都流于荒诞。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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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典籍的占有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1.家学渊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史:“司马氏世典周史。”远祖时期就是周朝的史官。春秋时期,司马氏到了晋国,后来到了秦国。他的先人有的当过诸侯国的国相,有的作白起的幕僚,坑杀赵长平军,返回后被赐死。之后几代人都在秦国为官。秦亡,楚汉时期司马氏归汉。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子承父业,司马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太史公。

2.拥有完备的秦朝史书

人们之所以说《竹书纪年》“真实”,原因之一是他比《史记》早近200年。

注:据考证《竹书纪年》是在魏安釐王(?─公元前243年) 的坟墓中盗掘到的。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大概与汉武帝相始终。汉武帝刘彻卒于公元前87年。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秦朝的国家档案馆被汉完好地保护了下来。这要感谢一个人——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以上两点至少说明,司马迁占有的史料并不比修纂魏国历史的史官少。

二、司马迁告诉后人,《五帝本纪》的第二史料来源是实地考察

本人之所以敬重司马迁,主要被他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公元前126年,20岁司马迁,胸怀继承父业的大志,暂时中断经传史籍的诵读,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历生涯,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壮游的路线,西南到四川、云南,南到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到山东曲阜、泰山,西北到过甘肃、北到察哈尔,登过长城,所到之处大都是历史风云席卷过的地方。所以,司马迁的游历不同于今天人们玩山玩水的旅游,而是在太史公父亲的指导与安排下的一次对历史人物“考之行事”,对历史事件“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报任安书》)的考察采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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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跋涉在乡间古地,将流落民间的古书史记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轶闻一件件地搜集、记录,然后分析、鉴别、整理、选择,成为后来撰写《史记》的重要资料。

他到过空桐,路过涿鹿,东到过大海,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留下过五帝的足迹。那里的长老还口头流传着黄帝、尧、舜、禹的传说。而且,司马迁还发现当地风俗教化与别处都有不同,是五帝德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三、司马迁告诉后人:《五帝本纪》的第三史料来源是《春秋》《国语》等前代文献

司马迁经过研读发现、这些文献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述很清楚,只是人们没有深入探究。其实,这些文献的记述是具有可信度的。《尚书》虽有残缺,但散失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

其中关于尧舜之德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人论述过:

管仲,齐桓公称霸时的宰相,比孔子早100多年。他在《管子•形势解》这样称颂道: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

战国时期的墨家,曾被孟子嘲笑过,但他清楚明白地阐明了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下》:

“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也就是说,称颂尧舜的不光是儒家,就连“杂家”《吕氏春秋》也给予高度评评价:

“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後,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

由此,司马迁上古之书《尚书》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加上自己的实地考察资料,对《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的撰写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谓是胸有成竹,水到渠成。

四、司马迁预言,如果不好学深思,真正领会意思,想对浅见寡闻的人说明白,肯定是困难的。

司马迁当然不会指责今人“浅见寡闻”,但“浅见寡闻”之人什么时候短缺了呢?

毛主席是敬佩司马迁的,他同情他的遭遇,但他对他的评价会使他含笑九泉的: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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