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的“史底文面”
看司马迁的坚守与超越
文丨李山
作者简介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珠海校区)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化史教学科研,主攻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版《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诗经应该这样读》《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以及教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观》等著述,发表论文近百篇。曾做客央视“百家讲坛”“文明之旅”等栏目,主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论语在身边》和《诗经》等节目。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规模之巨大,体系之完备,架构之创新,是在此之前的所有典籍都无可相比的,也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太史公司马迁一生呕心沥血,心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将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历史载入《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字数超过五十二万字。
这样的大部头并不好读。两千多年来,阅读和研究它的人数不胜数,对其进行校勘、注释、考证、版本研究的学术论著源源不断。 但《史记》的阅读难度不仅体现在原文的晦涩和文献的考究,更在于其开创性的写作结构和尽量客观记述史实背后所展露出的态度和批判。如何将历史的画卷步步深细地展开,从中一窥司马迁超越时代的智慧与思维,是需要读者主动去探索的。
《史记》的立体结构
《史记》的“五体”很了不起,这是司马迁把前人的史学写作方法进行综合后的创新。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合称史记“五体”,其中蕴含了四条由粗到细、由大到小的时间线:本纪写王朝,是历史线索的总纲;世家写诸侯,是局部时间的历史线索;列传写人纪事,是每个特定人物自有的时间线索,又从属于本纪和世家的历史线索;表则是将大事件、大人物、大变化谱写为简明的表格,形成另一时间序列。 这样的“五体”创造了中国古典史著独特的立体结构,也最终将中国历史书写的旨趣定在了人物上,才使得《史记》成为了一部不仅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兼具文学价值的伟大著作。
《史记》的“史底文面”
《史记》的质地是史。司马迁秉持严谨的治史态度,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广泛采集史料,力图在众多史实中找出真相,着重于事实的陈述。但尖锐的冷笔之下,司马迁不仅将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也无声地流露了自己对过往人事的态度。
《史记》在文学表现上也有独到之处。司马迁以史实塑造人物的骨架,再用文学的笔墨对其设色传神,让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完成自己的行动和言语。 《史记》当中有很多篇章超越了史学的界限,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又是文学的精湛表现,充分展露出了司马迁的史学胆识和文学气派。
司马迁的坚守与超越
司马迁坚守的是什么?是他写《史记》时始终站在王道的制高点批判一切,严守史家理性的立场。所谓王道,就是最高的公平正义之道。要不受权利的左右,不受势力的干扰,如实地评判和书写历史,这在汉朝这样的皇权社会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史记》之所以是史家绝唱,后代的诸多史书难以望其项背,就在于即使王道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有深刻的龃龉和对峙,司马迁还是抗住了压力,完成了一部具有哲学意义的史书写作。
司马迁所超越的,是超乎前代思想家、理论家主张的关于生活与生命的感受和领悟。《史记》既着重描绘了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的大人物,又记录了各色小人物的生活细节,深刻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努力和贡献,这是司马迁长时段、大面积观察人物和事件才完成的人类文明履历。
作为史学著作,《史记》尽最大可能真实地再现了三千多年以来王朝的兴衰治变。作为文学著作,司马迁上承《春秋》要旨,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历史的流转变化,以长时段、多角度的笔法描绘历史在变化中给人带来的思考。从这几个角度重读《史记》、再读《史记》,才愈发感受到司马迁的格局与造诣,惊叹于他在书写历史时对个人情操的坚守与其超越时代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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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节
选
下文节选自第十一讲:力可拔山,却独坐孤峰顶——读《项羽本纪》
整篇的《项羽本纪》,写项羽总是由刘邦陪衬着,两人一路走来,由协同作战的友军,发展为竞争的对手。这竞争的胜负,其苗头,在项梁死、楚怀王掌权时就露出来了。怀王与诸长老选择刘邦“扶义而西”,就为鸿门宴埋下伏笔。巨鹿之战,项羽“拔了山”,可先到咸阳的却不是他,是刘邦。而且,从道理上说,先入关为王,是事先由诸侯的共主怀王定的,项羽也没有反对。①可是,从实际说,若没有项羽在巨鹿那场硬仗,刘邦进得了咸阳?就是进了,能待得住?这也是巨鹿之战后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刘邦项羽,各占其理。且天下英雄中,两人都是功绩不凡。于是,在推翻秦朝之后,刘邦与项羽的关系,就是当时最要紧的“天下大事”。这“大事”要解决,主导权在项羽,巨鹿之战后,他的威势大,如日中天。所以,鸿门宴写在了《项羽本纪》里,成为《史记》中最惊心动魄的段落之一。“鸿门宴”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
鸿门宴的叙述,始于项羽入函谷关。刘邦早前一个月进入咸阳,公布得民心的政策,即“约法三章”,还在张良、樊哙的劝说下,展现了他“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语)的王者范儿,弄得咸阳老百姓生怕他不在这里为王。一个顺带的动作,就是关闭函谷关。这个动作,正惹恼了项羽。《项羽本纪》说项羽“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河流名,发源于骊山,流入渭河)西”。②这应该是刘邦得意下的疏忽。先入关中为王,这是约定了的。可是,就算是自己称王,东方来的友军想进入咸阳,也没有理由阻拦。所以,当张良问刘邦谁为他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刘邦意识到错误,顺嘴说了一句,是“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鲰生”,就是“浅薄的家伙”。边回答边骂人,在张良面前权当悔过。
刘邦不但悔过,还马上认清了形势:自己就是再占理,也得低头。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项羽本纪》说,刘邦的军队十万,驻军霸上(今白鹿原一带);项羽则有四十万军队。所以,在项伯向刘邦方面提供消息的第二天,刘邦赶紧带人见项羽。司马迁是这样写的: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地名,今陕西临潼骊山脚下,处于当时的交通要道上),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隙)。”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刘邦好谩骂,一辈子好骂人,但此次除外。你看刘邦见项羽,一开口就是一个“臣”字,一下子就在项羽面前摆正了自己的站位,体段何其柔媚!又多让项羽舒心!接着就是含蓄地强调,自己与将军各有分工:一个战河南,一个战河北。其实是在提醒:这分工,是当初有约定的。然后,说自己“不意能先入关” 而且还“破秦”。这话,项羽也信。因为当时没人愿意先入关,反而是项羽自告奋勇要与刘邦一起西进。简短的几句话,要点就在“不自意”三个字,不多不少,点出了自己的“不忘初心”,就让项羽放心、消气。更重要的,他这样说,实际是提醒项羽:我刘邦不会像与楚怀王约定的那样,因先入关就想在这里为王。刘邦暗示出这样的意思,项羽自然也就放下猜测,放松了警惕,顺口就把线人曹无伤给贱卖了。在这短短的几句对话中,项羽内心中柔嫩的部分,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来了。骄傲的人都清高,不愿承别人一点人情。所以,他赶紧撇清:不是我乱猜疑你,是你的人说我才信。这不是心善得发愚吗?是,这就是项羽性格的一个方面。司马迁不断揭示,只是有时候读者不留心看。两位竞争者,很像两位“老战友”,一番推心置腹,刘邦的安全就铁定了。可是,文似看山不喜平。司马迁深谙此理,叙述的文字,反而越发让人感到不安。《项羽本纪》继续叙说: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俗话说,不怕有坏事,就怕有坏人。这样说,是因为坏人比坏事本身还危险。范增就是鸿门宴上这样的危险之人。他看出刘邦不是一般人,所以,项羽军队被挡在函谷关时,他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对比刘邦“居山东”和“入关”后的表现,是范增的目光敏锐处,“望气”云云,秦始皇相信这一套,他范增也用这一套,他要以“神道设教”,其实是铁了心要用“天象”杀刘邦。之后,酒席宴间又再三举玉玦以示意项羽动手,③应该是酒宴开始之前就约定好了的暗号。后来的小说和戏剧制造险境,将范增的做法稍作改变,成了“摔杯为号”之类的俗套。还有,他见项羽没有动手的意思,就派项庄去舞剑。不承想还有一位死了心要保刘邦的项伯,在那里裹乱,护着刘邦。这就需要看一下范增这位项羽身边唯一谋臣的智量了。他一出场,就是楚国人的架势。说楚国人对秦仇恨最大,因此要项梁立楚怀王的后人。其实还是停留在战国思维。此计对号召楚国人起而造反,可以;若以此号令天下,楚之外的人又有谁会买账?范增的视野终不出楚国范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项羽在坑杀秦国降卒时,在咸阳干那些暴虐之事时,都不见他范增任何阻止的言语了。
他本就是一支复仇之师的军师。即如鸿门宴杀刘邦的主意,也还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套路,楚之内,也只能是项羽一头独存。总体看来,在杀刘邦这件事上,范增根本就没有与项羽有过透彻的沟通,他对项羽讲的杀人理由,大不了就那几句“其志不在小”之类猜忌之言。这表明,范增始终不明白他所服侍的项羽是何许人也。骄傲的项羽,瞧不起人,也就不会轻易拿谁当对手看。尤其是在当下,巨鹿大战刚过,天下诸侯慑服,小小刘邦虽斗胆在函谷关挡了一下路,可马上低声下气地来输诚道歉,以项羽的心性脾气,他会把刘邦当成了不得的对手?还有,骄傲的人清高、爱名誉,从马上要进行的封建看,当时反秦的各路诸侯都随他入关,这次宴请刘邦,看《项羽本纪》司马迁只写了一个厅堂的酒席座次,料想还有其他酒席,也就是说在场的各路英雄应该还有不少。刘邦来输诚道歉,酒宴间,不清不楚地把他杀了,天下各路英雄怎么看,这像话吗?这是骄傲的项羽能做的事吗?范增可以杀刘邦,甚至他不经过项羽同意,就可以派人去干,但想让项羽做这事,他自己又清楚项羽的“为人不忍”,这样的谋划,简直就是馊主意了。这场酒宴的座次,也很有意思,与经典文献如《仪礼》《礼记》中记录的宴饮座次不一样。
周礼的座次,坐东朝西为主人位,坐西朝东为宾客位。若按周礼座次看,张良为主人,项羽、项伯为宾客,显然这不是按周礼的规矩安排的。项羽坐西朝东,最尊贵,或许是楚国人当时的规矩?而对着项羽的,是张良。张良虽然早就跟定了刘邦,可他名义上还是韩王成的臣下,对项家又有恩,或许这是他正对项羽的原因。不过,司马迁说,张良“西向侍”,即坐在陪刘邦的位置上。他应该是项羽请的陪客,而非作为刘邦手下坐在那里的。与刘邦南北相对的是范增。总之,司马迁记录这次宴会,从其一丝不苟地述说各位的座次情况看是郑重其事的,颇有大戏要开场的感觉。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的酒席,还不是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而是席地而坐,是分餐制,中间留出很大的场地。这样才有可以舞剑的空间。而且,从下文樊哙闹席看,周围还有许多的武士执勤。因为是席地而坐,项庄的舞剑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于是张良赶紧离席,招呼樊哙。樊哙闹席的场面,更是热闹非常: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这段文字最妙的地方是项羽与樊哙对峙的光景。“项王瞋目”是可以吓跑楼烦的硬弩狙击手的,此刻居然是樊哙“瞋目视项王”。项羽先是发乎本能地戒惕,继而是脱口而出的“壮士”。
这光景,是一只小老虎对着一只雄狮。两位都是猫科,意态却不同。樊哙闯帷闹席,那是豁出去了,所以浑身的毛都奓起来,腰身也弓起来,怒怒的一副凶猛状。可是,项羽此刻根本无斗意,
人家是在待客吃饭,安详得很。有人闹席,他当然要警惕,一旦知道是刘邦的人,也就不以为意,刘邦都不当敌人了,他的手下自然也无须多虑了。不过樊哙那副扬风奓毛的样子,还是令他很欣赏。松弛与紧张,狮子与小老虎,这样的对峙中的对比,是司马迁又一副笔墨。下面的那番“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的话,才是樊哙闯席的目的。而他越是不要命,他的这些为刘邦辩护的言论,越显得真诚不伪。刘邦君臣赴宴之前,一定是有过口径上的协调的。但演得这样真实,就是樊哙临场发挥得好。樊哙不知道刘邦早就解除了项羽的戒惕,又着实为刘邦的安危着急。听樊哙一番不平之言,“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未有以应”是不需要“应”,因为此前与刘邦交流了。一个“坐”,言下之意很清楚:“踏实坐下吃点东西,什么事也没有。”料想项庄的剑,也舞着没劲了。
鸿门宴是《项羽本纪》中的好文字,好片段。近来也有人怀疑它只是个“段子”。历来有所谓司马迁“爱奇”之说,怀疑这也是司马迁的“小说家言”。看韩兆琦先生主持的《史记笺证》,就对“鸿门宴”叙述中的“漏洞”提出一些质疑,认为不可作信史读。其实,刘邦与项羽在鸿门会过面,是应予以肯定的。项羽没有因刘邦封闭函谷关,而对刘邦开战,其间一定有过双方的沟通。而且,巨鹿之战后天下霸主是项羽,入关虽晚,若说刘邦不来见见他,就很不合理。两人相见,又没有打起来,坐下来吃饭喝酒,很正常。而且,酒席宴间定谋制策,是古代常有的。所以,鸿门宴应该是有的,刘邦没有“如约”在关中称王,而是承认楚霸王项羽的地位,也该是这次见面确定的。至于酒席之间项庄是否舞了剑,樊哙是否闯了宴会,是否那样大闹,这些发生了没有,具体情形如何,《史记》或许是做了加工的。可是,先入关的刘邦却没有“如约”为王,刘邦方面有委屈,不是很正常吗?让樊哙当着项羽的面把委屈喊出来,就是司马迁的加工,也并不违背历史的真实。“诗比史真实”,这句话放在鸿门宴的叙事,照样可以。最重要的是,对刘邦集团而言,先入关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危机,而鸿门见项羽,危机得到化解,才有刘邦集团的未来。夸张地传说鸿门宴发生的事,应该是刘邦这方面的“文学想象”。
注释:
①在楚怀王取得楚军兵权后,《史记·高祖本纪》说:“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原(愿)与沛公西入关。”就是说,因为当时秦军主力还未经巨鹿之战的重大损失,入关是危险的。所以,除了项羽,没有谁愿意与刘邦同行。刘、项二人在当时怀王诸军中的表现可以想见了。项羽的勇猛一般大家都知道,刘邦的不凡是需要读这些文字细心体会的。此外,项羽在封建诸侯的同时,处置“义帝”(怀王),而不对刘邦下死手,也可以从这些文字中得到答案。
②据《楚汉春秋》(一部比司马迁《史记》早的记录楚汉战争的书,今只保存片段)说,项羽一方首先到达函谷关的将军,正是范增。
③玦(jué)者,决也。谐音以表意,古人称此为“风人体”,如“枣栗子”以表“早立子”之义等,后来所谓“摔杯为号”反而没有这样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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