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冤.第四章.⑤

通敌问题

毛文龙通敌之说，袁崇焕没明确提出。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为了论证袁杀毛乃是英明之举，对此不遗余力加以证明。他们拿来当成证据，以为奇货可居的就是收录在《满文老档》里的所谓毛文龙与后金私通的书信。

这些人大概既不看毛文龙给崇祯皇帝的塘报奏疏，也根本不看收录在其他地方，载有皇太极回信的档案文件。实际上这些书信往来及其用意目的，毛文龙都是明确报告给明朝皇帝的。如果这叫私通，那袁崇焕前后收容金人使者近半年，而丝毫不报告给皇帝的行为就不知道算什么了！

崇祯元年三月十一日后金派遣使者马秀才等人到皮岛要谈和，毛文龙在三月十三日的塘报里就报告给崇祯，并提醒政府，当心后金西犯攻关。[1]

在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中，毛文龙说得更清楚，他和后金书信往来，纯粹是为了耍弄对方，把对方爪牙奴才骗来，能杀一个是一个，绝对合算的无本买卖。当时皇太极手下有一个叫大海的爪牙头目，通晓文义，皇太极当成心腹。毛文龙希望最好是能把这人骗来除掉，所以在马秀才等人第一次来后，又放他们回去。但皇太极没有上当，第二次仍旧是派马秀才等五人来。毛文龙也就索性不绕圈子了，把这五人抓了起来，那个叫马秀才的汉奸，民愤极大，当场就被岛上人民杀死，剩下四个后金头目解送到北京。同时毛文龙提醒朝廷，金人到我这里来求和，肯定是想向西进攻肆虐，所以西边关口一定要注意好防守（“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今臣业已洞悉其奸”）。[2]

而毛文龙另一边又对后金回信说是可可等人误上船，请皇太极不要误会云云。这当然完全是把对方当小孩骗了，其实说穿了就是对皇太极的欺侮戏弄，有趣的是现在居然还有人相信误上船的说法是真的。据他们说毛文龙是真心要和后金勾结的，但不巧的是后金使者在皮岛上误登了户部派来的船只，所以毛文龙就没有办法勾结下去了！这是把后金派来的使者当白痴了，也是把毛文龙和皇太极都当白痴。

皮岛是毛文龙的地盘！难道毛文龙连自己的地盘都控制不了，连后金派来的使者上哪条船都管不了？ 有些人一边往毛文龙头上扣海外天子的帽子，什么专制跋扈，横行一方云云，唾沫横飞；另一边却相信毛文龙在自己的地盘连后金派来的使者都保护不了，这个使者又神经搭错，跑到户部的船只上去，然后被送到京城领死。这些人究竟是被仇恨毛文龙的情绪冲昏了头脑呢？还是真的如此天真？

实际上毛文龙捕杀后金使者的行为，起到了非常好的震慑作用。以至在毛文龙死后，金人对此还心有余悸。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岛上内讧变乱不断，后金乘机来招降时还提到此事。《史料丛刊》收录的《太宗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有这样的记录，崇祯三年岛上作乱的刘氏兄弟和皇太极联络，希望能派个金人到岛上去。皇太极回信说，本来呢，确实应该派一个金人到岛上去负责和你们联络的（“今欲一金人到岛，说的有理”），但是因为以前毛文龙对后金派来的使者，不是杀掉就是送到北京，所以我们这边的金人都不敢再到皮岛上来了云云（“但因前年文龙哄下金人到岛，或杀或解，故人惮去矣”）。[3]

对这封谕贴涉及的事件，后面还会有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回到正题。在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毛文龙给崇祯的奏疏里，也把后金多次有书信来，而他也多次回信加以哄骗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

“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4]

对自己回信给后金，戏弄欺骗对方的事情，毫无隐瞒！袁崇焕收留后金使者，在近一年内秘而不宣，丝毫不向政府报告，对照毛文龙，后金使者一来就上报，后来又把后金使者抓的抓，杀的杀，前后多次向政府报告经过情形以及自己的想法安排。两相对比，究竟谁才是在通敌？谁才是忠诚不二？

还有一个被许多人拿来大做文章，说是毛文龙通敌叛国证据的，就是《满文老档》所载毛文龙给皇太极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亦不归尔管辖”。[5]

而实际上呢，这本身就是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戏弄之辞，也即后金所说的“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的情况。

如果毛文龙要真心勾结后金，那会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吗？山海关是明军重点防守地区，那不是让后金去找死吗？从毛文龙的奏疏来看，他在天启年间就知道明朝的薄弱地区在蓟镇，最担心的就是后金绕道进攻喜峰口一带，为此不厌其烦，反复提醒政府注意这一地区的防守。现在他给皇太极的信，反而去让他打山海关，用意如何，不言自明！

对这一点，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里就记载了皇太极在天聪二年也就是崇祯元年十月给毛文龙的回信，里面恼羞成怒的说：“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你用虚言诱骗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皇太极的意思，我去攻山海关，让你毛文龙先知道，这不等于让明朝提前设伏，后金自寻死路吗？你当我皇太极是傻瓜吗？到现在你毛文龙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帮明朝来打我，却口头上说让我去攻山海关，真把我当蠢驴来戏弄啊！

有些人把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愚弄戏耍之辞全都当成真的，以此认定毛文龙真心勾结后金，真心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让人哭笑不得。

皇太极根据自己掌握的消息情报，唯一结论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他们，实际行动处处都是在和后金敌对！

一些人断章取义截取了一句话，就信口雌黄断定，他们比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皇太极更了解情况，断定毛文龙就是私通勾结后金！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究竟谁才是傻蛋？是皇太极呢？还是这些人？

判断将领是否忠诚，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兵者诡道，己方行反间、离间之计需要和敌方接触，敌方亦然。各种欺骗敌人的手段都需运用， 唯一判据只能是看所作所为是利于敌方还是损害敌方，是敌之所喜还是敌之所恶。

袁崇焕两次与后金“谈和”，都起到了帮后金扫除后顾之忧的作用，说他通敌卖国都问题不大。而 毛文龙呢，他和后金的接触，却让后金头目恨得咬牙切齿，几年之后都心有余悸。

某些人言辞凿凿毛文龙与后金通信就是投敌，然而毛文龙和后金四月五月通信之后的时间点，仍不断有毛文龙捕杀后金派往朝鲜使者的记载。

崇祯元年八月，汉人一百多骑兵，拿着弓箭，暗地朝龙川义州方向去。又在林畔站的西边五里多，有十三个汉人，带着三眼铳，在路边埋伏窥望，肯定是要拦阻金人使者。[6]

八月二十四日，金人使者回去，将要抵达林畔的时候，百多个汉人，潜伏在草间，突然出现在路上，都佩戴弓剑，好像有对阵战斗的架势，绑住我国给金人使者做先导的军官数人，在后面的一行员役，都吓得仓皇惊散，这实在是出乎意料。……鞑子二十多人，来到鸭绿江岸边，诘问我方为什么不送还使者，义州官员不得不以实相告，日后的祸患，难以估量。[7]

崇祯元年九月记载，朴兰英，郑文翼等朝鲜往后金的使者一行，在八月二十七日，到沈阳，询问金人国内的事情，打听到有毛文龙属下诈降，离间朝鲜和后金关系“朝鲜与毛同心，图伐金国，金国知之乎？”[8]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而一直到崇祯二年的五月和六月都有后金和毛文龙东江军队敌对厮杀的记载。

崇祯二年五月，朝鲜人的《乱中杂录》记载“参将曲承恩领千余兵向理山，毛有仁领兵数百，以侦探事亦往理山，越边奴兵不意来袭，有仁被杀，只四十余名生还蛇浦。” [9]

同样是在崇祯二年五月，《清太宗实录》记载“戊申，遣副将石廷柱等，率兵搜剿明故将毛文龙所属诸岛。石廷柱率兵二百人，往黄骨岛。有自石城岛来者，杀二百人，生擒十九人。备御石尔都、他哈布率兵五十人，至鹿岛，杀十九人，生擒三人。游击图鲁什率兵百人往旅顺口，杀二十五人，生擒二人。罗璧、哲尔德、清善、雅赖、率步兵千人往新城一路，遇明故将毛文龙属下釆参船四，击之，杀六十人，毁其船”。[10]

注意，清太宗实录这里写“明故将毛文龙”，似乎毛文龙已经死了，但实则这条记录隶属时间是崇祯二年五月戊申，当时毛文龙还没被袁崇焕杀掉。

在崇祯二年六月辛巳，还有后金袭杀毛文龙属下的记录，“备御傅克察、率每牛录下步兵四人，往新城一路，遇明故将毛文龙属下采参者七十人，杀之。” [11]

这些采参者从时间上看也是毛文龙生前派出去的，而从皇太极和袁崇焕六月份的通信来看，后金当时还未知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掉。

如果说有谁通敌投敌的，那也只能是此期间与后金书信往来，亲热无比，配合绞杀毛文龙东江军的袁崇焕，而不可能是被后金视作仇敌的毛文龙。

谁才是谄媚魏忠贤？

给毛文龙扣上阉党的帽子，也不是袁崇焕的发明，在他之前的杨国栋就干过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文龙没有给魏忠贤献媚过，反倒是杨国栋和袁崇焕两人，货真价实的对魏忠贤极尽谄媚之能事。估计他们之所以要给毛文龙扣上这顶帽子，正是以己度人，再加想当然的结果：觉得我都这样了，你能不这样吗？

杨国栋小人面目，在毛文龙驳斥其污蔑的奏疏里就加以揭穿了：

“杨国栋污蔑我依附魏忠贤，难道就忘记了以前他把曹承恩当作飞黄腾达的捷径，亲笔书信还留在我这里，而我置之不理么？难道就忘记了，称颂魏忠贤功德齐天，请求建立生祠的奏疏，还在御前么？又难道忘记了，在皇城岛创建魏忠贤生祠，金碧辉煌，让他的儿子剃头给魏忠贤守祠吗？

“如果我真的要依附魏忠贤，难道不能效仿杨国栋的所作所为，不断上奏疏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难道不能效仿杨国栋那样不断上疏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吗？”[12]

毛文龙之这份奏疏痛快淋漓把杨国栋毫无羞耻倒打一耙的嘴脸，揭露得的淋漓尽致。真谄媚依附魏忠贤的恰恰是杨国栋自己，他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的奏疏，还在皇帝那里呢！而毛文龙自己却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压根就没有给魏忠贤献媚过，所有的过去奏疏都是可以随便查，也不怕查！

他的这两句质问：“假使臣果欲附珰，岂不能效国栋之为忠贤请建生祠，历上奏疏？岂不能效国栋之为忠贤称功颂德耶？”足以让所有试图给毛文龙扣上阉党帽子的小人哑口无言！

而实际上，在现在所有能看到的毛文龙的奏疏里，包括明熹宗实录中记载的，我们也确实看不到任何毛文龙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言辞，更不必说什么请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

即便是受风气影响而对毛文龙极尽丑诋之能事的《樵史通俗演义》，也不得不承认：“且说毛文龙只有一件好处，文官好些拜魏忠贤为父亲，自家做干儿子，他只是不肯。常道他在朝里做半朝天子，我在海外做岛中天子，我进贡他些罢了，为何平白地做儿子起来。不替杭州人争气。”[13]

杨国栋的无耻嘴脸，在毛文龙的塘报里就被揭穿了，那袁崇焕又如何呢？在天启六年十一月，袁崇焕一边吹嘘自己靠屯田就能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14]。

但天启皇帝的头脑却非常清醒，不但没有因为袁崇焕大吹牛皮，溜须拍马而高兴，相反训斥了他一顿：这奏本内说，奴子如果不投降，就一定会被你抓住，诸位大臣谁不乐意听到。但以我的看法，金人未必投降，投降是不能相信的；交战也未必能获胜，胜利不要轻易放在嘴上谈论。[15]

在天启七年四月，明熹宗实录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16]

请求给魏忠贤建生祠的，不是毛文龙，明明是袁崇焕自己啊！

如果说袁崇焕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大家不是不可以理解。而他令人费解的地方，恰恰就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情，硬要栽赃到根本没有做过，骨头远比他硬得多的毛文龙头上。

所谓毛文龙的野心

1、皇帝不急急太监

袁崇焕把毛文龙专制一方，当作可以杀头的大罪列举在第一条。他的意思是按所谓祖制，武将一定要受文官节制，如何如何。不要说，毛文龙还算不上专制一方，即便是专制一方，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罪！

有些人一提到明末的历史，就说因为是君主专制，所以皇帝对官员将领如何猜忌云云。而实际上，明朝晚期的几个皇帝，万历不猜忌，天启不猜忌，崇祯更不猜忌。真正动不动就对将领猜忌不已的恰恰是类似袁崇焕这类刚愎自用的文官，任何一个武官将领，能力稍微强一些，权力稍微大一些，他们眼里喷火，疑神疑鬼，把对方当成比公开的叛乱分子还要可恶的对象来排挤乃至陷害。

真要算明朝的祖制，朱元璋和朱棣的时候，遇到出征平乱，武将本就独挡一面的，并不比文官矮一头。专征于外必请文臣监之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当军情紧急之时，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官却握有掣肘牵制武官的大权，恰恰坏事。此种弊端，作为袁崇焕师长辈的孙承宗，都有清醒看法，按《督师纪略》的记载，孙承宗曾经特地为此上疏陈述文官来指挥武官的弊端（“今以文统武，自是敝法”），并建议应当加重武官的权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吏的干扰。孙承宗给出的办法是只要不再多设立文官，那武官的地位自然就能得到提升：‘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加重武官的权力，对文官也是好事，不必出了事情就把罪责全压在文官头上。[17]

毛文龙在东江独挡一面，恰恰符合孙承宗“重武吏之权”，“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的说法，无形中扭转了原来以文统武的弊端。在孙承宗看来是好事，而在袁崇焕看来，居然就成了毛文龙的罪状，其心胸之狭隘，见识之鄙陋，比之孙承宗都远不如。

至于袁说毛文龙“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也是欲加之罪！确实东江的军事财政，不受某个经略巡抚管辖，但始终在明中央朝廷的核查监督之下。

明熹宗实录也好，李朝实录也好，毛文龙的东江塘报记录也好，我们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九年里，光是前来查核的文官就来了好几拨，而毛文龙自己把经过钱粮，都一笔笔详细开列，完全经得起最严苛的核对。做到这个地步，还要横加罪名，仅仅是因为毛文龙在名义上不受某个特定的文官控制。

或许有些人会说了，毛文龙可能确实没有投降后金，但不能排除他狼子野心，想割据一方，独自称霸。其实本来这种推测，会适用于大部分专制一方的将领。但可惜的是，偏偏这顶帽子是扣不到毛文龙头上的！

论起来，毛文龙确实具备所有想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条件。他如果要放开手脚，打朝鲜，打登莱，控制沿海一带，招商贸易，彻底放纵士兵抢劫，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军费是问题不大的，至少可以做一个郑芝龙式的人物。再不济一点，只要他不去对后金做任何牵制骚扰，放任后金绕道蓟镇进关，或者放任后金对锦州宁远长期围困，那在明朝政府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乱中取利。

最糟糕的结果，也有投靠后金这一条退路，待遇绝对会在李永芳等人之上，李永芳不过是后金抓住的一个俘虏而已，尚被重用，努尔哈赤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如果是毛文龙带兵投降后金的话，那地位远在李永芳之上是起码的，至少可以捞一个王当当（原本他手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奔后金，皇太极都欣喜若狂，都封了王）。左算右算，这都是包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毛文龙这么做了没有？没有！

相反，他始终在尽心竭力的向明朝政府提醒后金的可能动向（一直到崇祯二年，他自己处境已经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还在提醒），他始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拼尽全力血战牵掣后金的力量。

对比之下，袁崇焕对朝廷指令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叫其出兵牵制，却派人去装装样子。还要把野心跋扈的帽子扣到毛文龙头上，实在是让人慨叹世上无是非可言！

2、毛文龙手下部分官兵改姓问题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说一下的，袁崇焕说毛文龙给部下改姓毛，所以如何大逆不道云云。

要理解毛文龙给部分官兵改姓，首先要结合东江军队所处的极端艰苦险恶环境来考虑。前面说过的，毛文龙开辟东江根据地之初，依靠的只有两百多人的明军，后来明朝又支援了几千人的南方水军。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朝鲜人称之为假鞑。这些人跟着毛文龙也不是在享福，军饷都领不足，随时会饿死、会冻死、会战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官兵建立信任、依赖关系呢？以前辽东明军多次失利，都是内奸作怪，如何能防止这种情形再次发生呢？动以大义，晓以良心，当然是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与士兵同甘共苦，作为榜样来号召当然也是一方面。

险恶环境下，光靠大义、道德感召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时就有必要用一些更易入手，更符合下层百姓心理的手段来收拢凝聚人心。而毛文龙给一些官兵改姓，就是这种手段之一。在上下级关系之外，多了一种亲信依赖感，有难同当，荣辱与共，再以这些人为核心，层层组织，凝聚住几十万人的军民，以达到同心协力效果。其手段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环境下，不失为一种简单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督师纪略》里孙承宗就有一段话：“ 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能令将吏羁弄而不得展。凡将吏所以御士卒，而得其死力者，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统武，自是弊法。” [18]

毛文龙给一些部下改姓，建立宗亲关系，就是属于这种“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的手段。而袁崇焕对此横加指责，活现了孙承宗说的“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的狭隘。

[1]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0-111 ，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

[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4-115 ，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3]皇太极. 太宗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罗振玉. 史料丛刊初编// 于浩主编. 明清史料丛书（影印本）. 第2 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34-235.

[4]东江遗事. 卷上. 平辽总兵毛文龙闰四月十八日一本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66

[5]满文老档.901

[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6 页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6 页

[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9 页

[9]赵庆男. 乱中杂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3 辑.357

[10]清太宗实录. 卷五. 天聪三年五月戊申清实录. 第二册.72

[11]清太宗实录. 卷五. 天聪三年六月辛巳清实录. 第二册.72

[12]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6 页，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具奏

[13]樵史通俗演义. 第三回：权奸收拾朝士心，岛帅罗织忠言罪.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1.

[14]明熹宗实录.3789 ，卷七八，天启六年十一月乙未

[15]明熹宗实录.3790 ，卷七八，天启六年十一月乙未

[16]明熹宗实录.4022 ，卷八三，天启七年四月壬寅

[17]茅元仪. 督师纪略. 卷一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30.

[18]茅元仪. 督师纪略. 卷一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