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蕊满

一直以来，史学想象广受质疑，甚至想象被认为有损史学的客观性。但是，也有史家认为，史学离不开想象。陈寅恪说，阐释古人思想，要“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1]而这须借由想象方可实现；布洛克认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2]由此窥见，想象与史学之间关系密切。本文选取柯林武德、海登·怀特和尤瓦尔·赫拉利三位历史哲学家，分别从不同层面阐述史学与想象的关系以及想象对史学的深远影响。

一、科林伍德：基于“结构性”逻辑的构造想象

在《历史的想象》一文中，柯林武德提出历史想象、构造的历史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权威叙述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恺撒在罗马，后来又有一天在高卢，再有一天渡过卢比孔河，而关于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他们却什么都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却以完美的良知而插入了这一点。[3]

这就是柯林武德的构造历史学，他“把构造的历史学描述为在我们从权威们那里所引用来的陈述之间插入了另一些为它们所蕴涵着的陈述”。[4]正是这种想象活动“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5]柯林武德在这里所论述的历史想象，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在思考其研究对象时所必然唤起的想象，它“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6]

历史学家在权威们所提供的某些固定点之间展开想象，如果这些固定点出现的足够频繁，连接这些点就会构成一幅图像，那么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图画就会表现为一幅想象构造的网。但是在历史思想的领域内，并没有这种现成的固定点，“历史的想象在其间结网的那些假定的固定点就不是现成地赐给我们的，它们必须是靠批判的思维来获得的”。[7]柯林武德进而提出：“摆脱了它对于外部所提供的那些固定点的依赖之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图画因而在每一个细节上就都是一幅想象的图画，而其必然性在每一点上就是一种先验的想象的必然性。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它，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它”。[8]

柯林武德还论及历史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认为：“那个标准乃是历史观念本身，即关于过去的一幅想象的画面这一观念，这种观念用笛卡尔的语言说，就是内在的；用康德的语言说，就是a priori（先验的）……它乃是历史想象之作为自我—依赖的、自我—决定的和自我—证实的思想形式的统一”。[9]由此可知，柯林武德从历史认识的层面对历史想象进行了概念论证。

以前的史家认为，历史想象能够提高史学作品的可读性，即对历史起到“装饰性”的作用，而科林伍德则认为，历史想象是每一位史家所必需的，借由想象来构造历史，想象对历史起到“结构性”的作用，由此从历史认识层面构建出一整套构造想象的历史学观念。

此外，柯林武德还谈及历史和小说的不同：“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小说家就只单纯地构造出图画即可。”[10]后来，海登·怀特正是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表现层面发展出“诗意想象”。

二、海登·怀特：语言学范式支撑的诗意想象

可以说，柯林武德从内容上构造了历史，而海登·怀特从形式上预构了诗性的历史，即如何运用诗意想象叙述（写作）历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11]

海登·怀特认为：“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形式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12]他进一步提出：“一种深层意识，在此之上，史学思想家选择了概念性策略来解释或表现他的史料。我确信，在这个层面上，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他预构了历史领域，并将它设置成施展其特定理论的场所，他正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在该领域中‘实际发生了什么’”。[13]

那么，这种诗性的历史是如何预构的呢？在怀特看来，有多种方式或工具可以用来建构历史叙事，他归纳为：（1）情节化解释；（2）论证式解释；（3）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情节化解释为历史赋予“意义”，分为四种：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这四种故事形式的原型，为刻画史学家在叙事情节化层面提供了不同种类的解释手段。在构思历史时，首先要确定使用何种类型“解释”所叙述的历史，亦即先确定写作基调，接下来则是运用何种论证模式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海登·怀特认为有四种：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情景论的。对于历史知识的本质问题，海登·怀特假设了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代表了情节化、论证与意识形态蕴含三种模式的某种特定组合。

怀特描述了一种建构历史和评定历史学家风格特征的历史理论范式，这种范式便是“比喻性预构策略与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使用的种种解释模式之间的那些相互关系，使我获得了描述特定史学家风格特征的一种途径”。[14]他运用这种特定的理论范式分析19世纪8位历史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在运用自然语言来书写历史或表现过去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事先进行“诗性预构”。

但怀特认为，“历史”与“小说”是有差别的，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在史学家的工作中，“创造”也起部分作用。[15]在这一点上，海登·怀特又回到了柯林武德的构造想象。

怀特的“诗意想象”打破了史与诗之间的鸿沟，认为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实质上也是语言学的，标志着语言学转向的开始。虽然史学界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怀特的诗性历史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他使我们重新思考史学与诗性、史学与想象之间的关系，重新重视史学的人文特性。

三、尤瓦尔·赫拉利：“互为主体”编织出的虚构想象

尤瓦尔·赫拉利在想象方面走得更远，他在《未来简史》中说，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16]人类历史正是围绕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虚构想象的历史图景。

1.虚构故事

人与动植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赫拉利提出了颠覆性的回答，即是否拥有大规模协作的能力。他进而提出一个“互为主体”[17]概念，比如金钱、神、国家和公司等虚构故事，而人类历史正是围绕各种虚构故事而展开的。[18]虚构故事使人类大规模合作成为现实，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

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智人开始谈论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之中的事情。那时，某个部落里编织的先祖精神，到了隔壁部落可能就不灵光了；某个地方能用作流通货币的贝壳，翻过一座山可能就毫无价值了，这个时期的虚构故事影响有限。后来发展出了影响范围更大的苏美尔神、埃及法老等，但即使农业革命已发生了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文字与货币的出现使人类突破了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人类有可能组成网络。纸张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类的合作规模，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正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不断增强，推动了人类更大规模的历史合作，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19]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20]但是一旦人类不再相信它，这种“互为主体”就不复存在了。比如上帝，如果对中世纪的人说上帝不存在，他们可能会无所适从；再比如中国的皇帝，在古代如果说没了皇帝，整个社会也会出现一片恐慌，但对现在的人来说，上帝和皇帝只是已远逝的某种历史符号而已。

因此，现在的“意义的网可能会忽然解体，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21]读历史就是在看这些网的编织和解体，“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制出一张意义之网，并全然相信他，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22]

2.人文主义、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

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是什么赋予了人类以意义？人类又编织了怎样的虚构故事？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收回了原来的意义，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生活有意义。上帝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正是人文主义这一新宗教给人来重新带来了生活的意义，即“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23]：政治上，选民能作出最好的选择；经济上，顾客永远是对的；美学上，觉得美就是美；伦理上，感觉对了就行；教育上，要学会自己思考。

赫拉利预测，未来随着生物科技对人类自身了解越来越多，认为“‘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24]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人将越来越成为无用阶级，民族国家也将不复存在，社会将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阶层，即“智神”，它将统治整个世界。届时，与“智神”相对应的新宗教也将产生：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赫拉利甚至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数据处理的过程。

赫拉利的“虚构故事”遭到很多人非难。其实，“虚构故事”并非虚构，简单说来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在赫拉利看来，正是人类有意识的大规模合作和虚构故事的相互张力，促使人类社会从部落采集发展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进而智人有可能发展成为“智神”，当然他对未来的预测也不断遭到质疑。赫拉利的“虚构想象”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史学家也不认同他，认为他的著作不属于历史范畴，不符合历史研究方法和范式。但是，他的《未来简史》系列丛书却备受推崇，阅读量不断创出新高。所以，还是很有必要阅读他的作品，从中借鉴可取之处，比如大胆的想象和抓取大众感兴趣的话题等。

四、小结

柯林武德从概念内容层面构造了人类的历史想象，海登·怀特从语言形式上预构了人类的诗意想象，而尤瓦尔·赫拉利走得更远，认为人类整个历史就是围绕各种虚构故事而展开的。

当然也不能任意挥发历史想象，要在全面阅读史料和史实、运用严密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合理地发挥想象力。正如李剑鸣所说：“历史的想象类似‘带着镣铐跳舞’，绝不等于任情发挥和随意立论。”[2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注释：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摘二编》，第279 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58页。

[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3]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4]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5]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6]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7]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8]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9]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249页。

[10]柯林武德：《历史的想象》，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11]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3页。

[12]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前言，第2页。

[13]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2页。

[14]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85页。

[15]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8页。

[16]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17]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18]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37页。

[19]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

[20]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21]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28—129页。

[22]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23]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24]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25]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