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是冯梦龙在明朝末年辑成的一部智慧总集，全书共有二十八卷，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等各部分，其中第一篇“上智部”讲述的是最高等的智慧。

智慧与人的智商并无必然的关系，它是经验积累与运用的成果。最高等的智慧讲究“无心而合”，在面对难题时，不需要经过苦思深虑，而是凭借丰富的经验，立马就找出解决的方法来，这是只有智商而缺乏经验之人所没法办得到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史书与小说所描绘的智者往往是经验丰富的老者，而非天赋极高的少年。

《智囊》列举了四种“上智”，它们分别是：

冯梦龙编《智囊》

懂得捉大放小，心中有大局

“见大”是最高等的智慧之一，拥有这种智慧的人能够权衡利弊、区别大小，从而找到问题的最优解。《智囊》中举了几十则历史实例，用来说明这个原则。

据说范仲淹当官时，他采用曹操和李世民的“用人唯才”原则，“多取气节而略细故”，不因个人的历史问题而有所偏废，因为他知道“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的道理。相比于个人的道德问题，其才干对于国家来说才是最关键的。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只要用得恰当，也会于国家有所助益，问题只在于如何任用而已。

历史上，那些满嘴爱国、忠诚的蠢驴、清流，往往庸庸碌碌，没有一技之长，并且巧言令色，动辄以道德责人；例如明朝末年，有才干的熊廷弼负责经略辽东、收拾残局，清流们却弹劾他不积极收复失地，令其罢官而还。等到后金攻陷辽阳，熊廷弼再次被启用时，清流们又推出王化贞来制衡他。王化贞素不习兵，却满嘴收复失地、洗刷耻辱等大话，他占据道德制高点来用兵，结果冒然出击，导致广宁惨败，误国不浅。

上智者在用人时，能看到熊廷弼的“大才”而无视王化贞的“小德”，能看出熊廷弼的务实而看穿王化贞的浮夸。熊廷弼的才干也表现在他能认清稳定辽东乃是大局之所在，所以选择守城拒敌，安抚辽民，收拾萨尔浒惨败后的残局；王化贞却轻敌冒进，幻想通过一次决战就能收复辽东——庸人只会说大话，却不知道什么才是大局，并且还拿大局来豪赌。在明末，王化贞得势而熊廷弼遇害，皆因朝廷“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之国策使然。

明朝经略辽东因用人不当而失败

要做到深谋远虑，见微知著

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恒久的话题，其实争辩的焦点只在于重视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而已，所谓的“义”就是长远之利益。春秋之时，尊礼重信，诸侯会盟皆讲究信义，故而小国即使不竞，却还能够得到生存的机会；到了战国之时，纵横家崛起，诸侯都朝秦暮楚，一切着眼于短期利益，故而小国挟诈于大国，则大国灭之；大国挟诈于百姓，则天下诛之。陆贾说汉高祖“逆取而以顺守之”，虽以诈力取天下，但与诸侯剖符定封、与百姓约法三章，信义守之，此所以能长葆天下也。

所谓的“远犹”就在于坚持以“义”为代表的长远利益，不要目光短浅，因欺诈而失民心。

执政者缺乏远见，实乃国之大弊。晋武帝建国后，鉴于亡魏之失而大肆分封藩王；又不听郭钦的建议，任由羌胡杂居内地、扰乱塞内州郡。武帝明明知道太子庸愚，卫瓘等人也屡次暗示，然而却始终不肯更换人选。何曾说晋武帝每次与群臣宴见，未尝说及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正因其目光短浅，不为子孙谋，故而才为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聪明人明白自己所在的位置，知道自己会给后来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所以能够深谋远虑、见微知著，即使身退了，也不给后世留下烂摊子。

为政者当深谋远虑

化繁为简乃是解决问题之道

中国人的思维讲究化繁为简，《周易》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庄子》说其总不出“阴阳”二字；《诗经》三百篇，孔子概况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四书五经，千言万语，陆九渊却说它们只是“发明本心”而已。《老子》则云：“少则多，多则惑。”所谓“世本无事，庸人自扰”，许多杂事其实都是庸人不懂得办事的方法而造成化简为繁而已。

《汉书》说周亚夫举兵平定七王之乱时，某天夜晚，军中突然发生骚乱。对此，周亚夫选择安卧不动，没有介入，不使事态扩大；《三国志》记载，张辽屯兵长社，某天夜晚军中有人谋反，放起了大火，张辽下令全军都不用轻举妄动，之后再暗自带亲兵数十人捉拿首谋者，平定了叛乱。周亚夫与张辽都懂得“镇之以静”的道理，不轻易兴师动众，能把事态缩小、变简单，尽量不扰动到大多数人，此所谓大智慧也。而那些蠢材在面临同时的情况时，往往选择兴起大狱，鼓励互相告密，搞得人心惶惶，株连无辜，这是不懂得“通简”的道理。

“通简”还表现在为政方面。《资治通鉴》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针对国家的财政问题，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说：“当今之急，在于并官息役，上下务农而已。”要求朝廷裁减官员，重视经济发展，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中书监荀勖则补充说：“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裁减公职人员的数量并非节流的根本，要害在于怎样做才能使天下太平无事，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处理公务。对此，汉文帝的方法是“休生养息”，唐太宗的方法则是“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黄老的“休生养息”

汉文帝之时，匈奴和亲、南粤称藩，异姓诸侯皆已亡灭，故而朝廷无用兵之需；王室节俭，贵族收敛，内无宫殿之建，外无王府之设，官府开支项目不多，所以能够轻徭薄赋，百姓衣食丰足。到了汉武帝之时，北击匈奴、南平百粤，皇帝屡次封禅巡幸，天下多事，进而出现均输、酒榷、平准等各种事项，为此增设了许多官职，使得国库耗尽，被《盐铁路》猛烈批判；唐太宗时，天下大定，朝廷实现府兵制，征伐不愁供给，百姓在租庸调之下也各得其乐。而安史之乱后，兵戈连年，国家多事，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唐德宗时期又推出两税法，其弊更大，终唐之世，不得安定。

《老子》曰：“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无事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总是有许多自作聪明的庸君去扰民滋事，他们本想理清线头，却反而搞成了乱麻。《智囊》说改革有两种，一种是“革弊以存法”，另一种是“因弊而变法”。庆历新政，范仲淹欲打击豪强，去除弊病以使国家重归快速发展的正轨，此所谓“革弊以存法”；熙宁时期，宋神宗患财用不足，王安石实行青苗、免役等与民争利之政策，以此来丰实国库，却导致了党争与农民起义，此所谓“因弊而变法”。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一个朝代的前期往往是太平无事，百姓皆安居乐业；而到了后期，就滋生各种事端来，如明末的矿税、党争、宦官、三饷、流寇等，天下多事起来之后，越强行加解决问题，事情反而变得越多，不到人亡政息的时候，这些事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解决问题要抓住难得的时机

汉初的封王曾引发战乱，结果汉武帝一实行推恩令就和平解决了；残唐五代的藩镇似乎是一个死结，然而宋太祖只需杯酒释兵权，便在谈笑间使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拥有智慧的人总是会根据时机来解决问题，不会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情况做出错误的事情。

晁错和黄子澄都在建国初期，诸侯势大的时候选择暴力削藩，结果酿成大祸；窦武、李训意欲铲除宦官，却不顾时机尚未成熟的现实，结果反被宦官所害。可见，能够做到“迎刃”实非易事。智者唯有谨小慎微、不轻举妄动，然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而已。

严嵩在得到嘉靖帝宠信的时候，任由百官如何弹劾，始终屹立不倒，那是因为他上有皇帝庇护，下有党羽支持；然而，待到皇帝年老厌政以后，只需蓝道行的一句话，严嵩便失宠并最终倒台。魏忠贤在天启帝时期权势熏天，能够毒杀后宫，甚至产生废立的念头；而崇祯一上台，只需一纸诏书并将其发配去凤阳守灵，时势的变化，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智者要善于观察并把握时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