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梗概（52）

史记（1）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内容简介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 纪传体”。

一、本纪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二、表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三、书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四、世家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五、列传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 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成书过程名称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 》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传承增补传承

《史记》经过司马迁外孙杨恽的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增补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列传》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 。赵生群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

《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 。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 ，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

匹夫之悲 民族之幸

---也说项羽的结局

近读《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两篇文章，对项羽的败局感慨良多。

一直以来，项羽作为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不少人对他充满了景仰之情，对项羽的败局扼腕长叹，歌颂赞美项羽的诗文也广为流传，似乎项羽不该败。虽然这只是文人的感情用事，但也确实误导了许多人对项羽的正确认识。

项羽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依我看来，不外“三气”：一是豪气。在秦末反秦的各路诸侯中，他率领的队伍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消灭了秦军有生力量，令各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成为反秦的主力和中坚。二是骨气。垓下兵败后，项羽逃到乌江边，乌江亭长要渡他过江，让他回江东重整人马卷土重来，他却宁死不回江东，不愿忍辱偷生，成就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名。三是义气。项羽的义气，就是对有些人有情有义。最著名的是他那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垓下歌》，表达了对美人虞姬刻骨铭心的爱以及与美人、宝马难分难舍的绵绵深情，赢得了后世无数妇女的倾慕。其次就是在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再次是他在临死之际，舍不得杀掉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多年的乌骓马，将它送给乌江亭长，并把自己的头颅送给所谓的故人“吕马童”，好让他升官封侯，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从一个个体男人的层面来说，项羽也确实够英雄，够男人。但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项羽之败，却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他的结局，就是匹夫之败，民众之幸，民族之幸，历史之幸。

一、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刘项的成败

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刘项的成败。同是起兵反秦，项羽和刘邦的目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刘邦出身民间，响应陈胜起义，并不是反对秦朝的统一，也不是反对皇权专制，而是反对秦朝的严刑苛法和繁重的徭役害民。项羽出身楚国贵族，反秦的目的是重建楚国，恢复分封称霸的旧制。皇权专制的封建制取代贵族分封的奴隶制，是历史的进步，项羽想重建楚国，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如果项羽复国成功，则又会将中国带入诸侯争霸、军阀混战这样一种万怯不复的分裂局面。这违背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违背了想尽快结束战乱、天下归于一统的民心。因此，项羽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二、 项羽的滥杀无辜，民心尽失

性格决定命运。抛开以上大道理不谈，就项羽个人的性格来说，等待项羽的结局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项羽神勇无比，却也凶残无比，暴虐无比。他滥杀无辜，嗜杀成性，杀人手法多样，手段残忍。《本纪》中记载他烧杀掳掠、虐杀降卒和平民的地方达10处，虐杀手法有坑杀，即活埋；有烹杀，即将活人下油锅；有烧杀，即将人活活烧死。其中，秦将章邯投降后，项羽一次性坑杀降卒20万人，造成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在刘项彭城之战中，汉军溃散后逃到泗水、睢水上，已经失去了战斗力，项羽又杀汉卒十万余人，致使睢水为之不流，其状惨不忍睹。攻襄城时，对城中军民尽坑之。进入咸阳后，杀死已投降的秦王子婴，烧其公室，火三月不灭，收起货宝妇女而东，将人类建筑艺术史上的杰作阿房宫付之一炬，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惨痛的文化大浩劫。平原之战时，在齐地军民投降后，他还是“烧夷齐城郭宫室，皆坑田荣（齐将）降卒，系掳其老幼妇女”，导致齐人降而复叛。攻下外黄后，他下令让全城十五岁以上男丁全部上诸城东，要将他们全部坑杀。幸亏一个13岁的孩童拼死劝说，对他晓以利害，才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对大量的降卒、平民，他采用的是集体坑杀的方式，对个别俘虏的将领或违背他意志的人，或烹杀，或烧杀，手段极其血腥残忍。手下好心劝他以咸阳为都城称霸天下，他却一心思归，人家说了他沐猴而冠，不足成事后，他即将此人烹杀。在抓到冒充刘邦、帮助刘邦逃出重围的纪信后，烧杀了纪信。攻下荥阳后，烹杀了荥阳守将周苛、枞公。

可以说，项羽是每到一处，即屠戮一处。早在怀王讨论派谁西入关中时，怀王帐下的一些老将就说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只要他经过的地方，没有一个活下来的。因此怀王才决定让“宽大长者”刘邦西入咸阳以安抚民心，让项羽继续领兵攻打秦军主力。

正因为他滥杀无辜，民心尽失，他才会由一个受人景仰的英雄成为一个被人民抛弃的末路英雄。在逃亡的路上，田父故意指错路，让他陷入大泽，错过了脱身的机会。这就是民心所向。

三、刘邦的爱惜民力、宽厚待人

与项羽的屠戮成性截然相反，刘邦是一个爱惜民力、宽厚待人的人。《高祖本纪》开篇即说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说他豁达大度。刘邦做亭长时，奉命押送刑徒去骊山，走到半路上，见刑徒大多逃亡，决定释放余下刑徒，让他们自己去逃生，他本人也逃匿砀山以求自保。刘邦入咸阳后，勒令诸君“诸所过毋得掠掳”，与秦民约法三章，废除秦的苛政，接受了子婴的投降，封秦府库重宝，对秦宫室妇女秋毫无犯，“秦人喜，秦军懈”；秦人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刘邦也不接受，于是秦人“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鸿门宴时，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说的是实在话。与项羽后来入咸阳后烧杀抢掠，所过无不残破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项羽的暴虐与暴秦无异，因此秦人“大失望”。一边是秦人大失望，一边是秦人“喜”、“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刘邦懂得收抚民心，不侵民害民，不贪财物妇女，靠宽厚赢得了民心，最终也赢得了胜利。

不仅对于已经投降的士卒不加杀戮，就是对已犯罪的罪人，刘邦也尽量找理由赦免他们。《高祖本纪》说刘邦宽厚待人、赦免罪人的地方就有五处：掳平王弟章平后，大赦罪人；彭城战败后，找到自己的儿子孝惠，立为太子，大赦罪人；用陈平计谋擒住韩信后，又是大赦天下。对反叛的人，他只惩首恶，不及其余，不迁怒于人，不殃及无辜，不像项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屠杀。对被胁迫一同造反的人，统统既往不咎，如对代地吏民为叛将所劫持者，皆赦之；燕地反叛时，赦燕吏民与反者等等。

对战争，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的，就尽量采取和平方式，避免流血冲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方式就是封官许愿，重金收买，劝降守将。宛城、代地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解决的。

刘邦爱惜民力，注重发展生产。对秦国的苑囿园池，都让人开垦做耕地。萧何督建长乐宫时，刘邦“见宫阙壮甚”，怒声责问他：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批评他把长乐宫建得过于奢侈豪华。

在对待义帝（怀王）和项羽本人上，刘邦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当听说义帝被项羽杀害时，刘邦“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亲自去治丧三日。然后再号令天下诸侯反项，争取了道义上的主动。项羽兵败战死后，刘邦“以鲁公（项羽最初的封号）礼葬，为发哀，泣之而去”，不管他是真哭还是假哭，比起项羽挖秦王祖坟、烧毁秦之宫室等暴行，让人更能接受一些。对项羽的部下、族人，一概不杀，还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这些人“皆项氏”，赐姓刘，做到了宽仁大度。

如果说，项羽也有仁慈、善良、讲情义的一面（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垓下之围时与虞姬的生离死别等），那也只能算是小善小爱，只是对身边个别人的仁慈爱恋，而不是大善大爱，不是真的有一颗仁慈恻隐之心。

四、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韬略

项羽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刚愎自用，狐疑不决，听不进谋士下属的忠言，乃至自毁长城。鸿门宴时，范增多次示意让他杀掉刘邦，他都是默然无以应，结果是放虎归山，养虎遗患，最终让刘邦成了他的掘墓人。范增不得不叹息说，竖子不足与谋，对他失去了信心。同为粗人、武夫的樊哙，都能说出“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样成大事不顾小节的话来，可见他连樊哙的见识都不如。下属让他定都咸阳争霸天下，他不但不听，反而烹杀了进言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不可能君临天下。

项羽胸无心机，头脑简单，不懂韬略，刘邦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他罢免了自己的得力助手范增，这无异于自毁长城。对向他告密的曹无伤，他向刘邦毫无保留，致使刘邦回去后当即杀了曹无伤，自己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内线。在重大关头犹疑不决、优柔寡断，既说明了他的仁慈充其量也只是妇人之仁，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果决胆识，也说明了他刚愎自用、不能用人的致命弱点。

五、刘邦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

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邦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刘邦不光是对张良、陈平、萧何等谋士言听计从，就是对一些地位低下、交情不深甚至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有心归附的人也是择善而从。《项羽本纪》写项羽虐杀的笔墨比比皆是，同样，《高祖本纪》写刘邦从善如流的笔墨也随处可见。鸿沟盟会后，刘邦本打算引兵西归，与项羽分治天下，张良、陈平等建议他乘机进取一统天下，“汉王听之”。门监（守门人）郦食其进见刘邦时，刘邦正在两个美女服侍下洗脚，样子很不礼貌，听了郦食其的批评，“沛公起，摄衣谢之”，他当即站起来，整理好衣服拜谢他。南阳的副将陈恢建议刘邦封南阳守将为殷侯，刘邦听其计，封陈恢为千户。袁生献计让他出兵宛叶间，以疲楚兵，汉王“从其计”；成皋之战时，郎中郑忠建议他深沟高垒，不与项羽硬碰硬，又是“汉王听其计”。韩信争权时，张良建议刘邦答应韩信，刘邦马上派张良带着官印去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了韩信。在智擒韩信后，田肯建议对齐地不能封给异姓王，只能封给宗室，“高祖曰善”，并赐田肯黄金五百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说明了刘邦善于纳谏，从善如流。

在知人善任上，有两件事最具说服力。一是刘邦称帝后，一次与众人喝酒，让大家说说为什么他能得天下而项羽却不能得天下。众人都说了各自的见解。刘邦最后说：你们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要谈治理政务、安抚百姓，征收赋税，保障供给，我不如萧何；要谈率军打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够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信任他，所以最终败在我的手下。二是刘邦在病重时，吕后问到假如刘邦、萧何死后，谁能接替萧何，刘邦依次说到了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并将各人的优缺点都一一说明。这就是刘邦的知人善任。他对手下每个人的长处、短处都了如指掌，并且尽量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让他们为自己效命。

因为刘邦知人善任，信任下属，所以他的帐下才聚集了一批死志之士，形成将帅同心、将士效命的局面。当他在荥阳被项羽重重围困难以脱身时，纪信主动请命，妆扮成他的模样冒死引开了楚军的注意力，帮助刘邦成功逃出重围。

六、项羽其它的性格弱点

此外，项羽性格上还有许多弱点：

其一，志大才疏，学而不专，做事缺乏恒心毅力。他小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对自己想学的“万人敌”兵法，先是大喜，待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只是热了三天而已。

其二，功利心、虚荣心太强。在摧毁秦军主力后，为了自己能称王，就分封了十八路诸侯，封自己为西楚霸王，成为众王之王。对原先用来号令天下的楚怀王，他先是表面上假装尊为义帝，实际上不听从义帝的号令；不久就将义帝迁徙到偏远的长沙，并在半路上叫人杀害了义帝。在虚荣心上，破秦后，天下未定，项羽就急于想回家乡去显摆自己的风光，想要光宗耀祖一番。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典型的虚荣心作祟。

其三，处事不公。在分封中，他厚此薄彼，有失公允，将富庶的地方分封给自己的亲故嫡系，将一些贫瘠偏远的地方分封给其它杂牌军；对没有军功的韩王，先是将他废为侯，继而又将他杀掉。这种做法，引起了诸侯的不满，导致最后的众叛亲离。

其四，项羽缺乏“包羞忍耻是男儿”的胸怀和气度。胜败乃兵家常事。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坦然面对失败。项羽在失败后，为了自己的颜面，拒绝了乌江亭长劝他过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好意，丧失了斗志，最终在乌江自刎。这里，与其说是他有骨气，倒不如说是他懦弱，没有勇气面对失败和挫折。反观刘邦，多次被项羽陷入绝境，却能屡败屡战，愈挫愈勇，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和气度。

最为幼稚可笑的是，项羽错误地将天下之争视为儿戏，看作是他和刘邦两人之间的恩怨，提出要与刘邦单挑，一决雌雄。在广武会战的两军阵前，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也。真是荒唐之极。刘邦可没那么傻。他知道，如果单挑，他一百个刘邦也不是项羽的对手。所以刘邦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刘邦历数了项羽的十大罪状，指责他背约（与怀王之约）、擅杀、弑主等恶行，令项羽恼羞成怒，令人射杀刘邦。

刘邦对项羽斗智不斗力，在历经五年七十余战后，力量本来弱小的刘邦终于战胜了力量本来强大的项羽，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大汉王朝。

项羽至死也没有明白自己失败的道理，只是一味怪罪上天，谓之“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评论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是十分精到、十分客观公正的评语。

七、结束语

汉朝建立后，在刘邦及其以后几代人的努力下，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使汉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逐步将国策从前期的清静无为调整为积极有为，巩固边防，开疆拓土，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通西域，西南通西南夷，东定朝鲜，疆域比秦朝时扩大了一倍。汉朝与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一起，成为世界上东西辉映的两大强国。

汉朝强大后，威名远播，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人们就以国名作为族名，叫他们为汉人或汉族。一同生活在汉朝领域，经济文化密切交融且相互依存的各民族结集为多民族共同体，即近代所说的“中华民族”。“中华”一词，原是指中原地区的华夏，即汉族。汉族是多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中华民族是诸族凝聚的伟大民族。

对外族的入侵，汉朝有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何等自信豪迈的话语啊！这句底气十足的话，为历代后人引以为豪。反思汉唐盛世过后，历朝历代在外敌入侵时一味的忍气吞声苟且偷安，不能不让我们对那时的强盛充满怀念之情。中华民族几时再能说出这样豪迈自信的话语，那才真正算得上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