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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的校勘当然要以文本的对校为出发点，而是非的判断则不能不考虑具体的史事和时代因素，同时还要结合常理来作出案断。无论是本校还是他校，都需要进行仔细对读核校，而理校则需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具体问题。应该说，每一条校勘记的写作都不轻松，即便仅仅是异文校也需要查考大量的版本和文献并作出审慎判断，能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新的推进实属不易。

■ 修订工作前后延续十余年之久，远非当初所料，而工作量之大更是远超当初想象。“二十四史”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作为一个数十年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学者，能为“二十四史”版本的完善和永久流传作一些贡献，可以说既是义务，又是责任，更是荣幸，自然责无旁贷，丝毫不敢懈怠。

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独一无二，这主要是由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呈现出来，其中“二十四史”是体现中国历史记载连续性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文献，在古典文献宝库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是今人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启迪心智，还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十四史”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源。

事实上，约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无论是在推动中国历史研究还是在提高国人的历史认知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本人数十年的历史研究工作也是受惠于此。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修订以进一步完善的条件已经具备。笔者有幸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南史》的修订，既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条件，同时也有赖于在研读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历史文献过程中积累的学术素养。

唐朝初年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是反映唐代大一统王朝历史观的纪传体通史。初稿完成后，李延寿曾呈请执掌国史的令狐德棻和当朝宰相进行审定，修成奏上后又获得唐高宗亲自作序的殊荣，足见该书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其后，关于南北朝的正史，虽然八书与二史并行，但《南史》《北史》所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八书，可以说直至清代乾嘉时期，《南史》《北史》一直是历代学人认识和了解南北朝历史的最主要的史书。不过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当代，学者们更加看重八书的史料价值，《南史》《北史》也就受到了冷落。客观地说，《南史》《北史》不仅对世人了解南北朝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为八书某些亡佚篇卷的补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版本校是文献校勘整理的基础。虽然《南史》在成书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流传甚广，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南史》版本并不理想。北宋以前写本早已无存，南宋刻本所存者略超一半，现存有多种元刊本（大德本），但遗憾的是，实际上没有一部是完好无阙者。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百衲本是以几种元大德本补配而成，且有某些挖改，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元本。修订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可以兼顾与原点校本之间的连续性，但百衲本复杂的来源也给后续以“底本校”的方式进行工作带来了颇大困扰。此次修订工作是将现存具有代表性的《南史》版本全都纳入到校勘范围之内，同时把相关文献纳入他校范围，以竭泽而渔的办法进行广泛比较，力求使问题点或校勘点不致遗漏。具体而言，我们将所知的几种残宋本和大德本都纳入了通校本，此外还通校了全本的南、北监本和武英殿本，作为底本的百衲本和原点校本自然也都在通校范围之内，参校了汲古阁本和静嘉堂文库本，并在必要时还参校了四库全书本以及日本弘化本，并对南朝四史的版本也有所参考。

文献的校勘当然要以文本的对校为出发点，而是非的判断则不能不考虑具体的史事和时代因素，同时还要结合常理来作出案断。无论是本校还是他校，都需要进行仔细对读核校，而理校则需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具体问题。应该说，每一条校勘记的写作都不轻松，即便仅仅是异文校也需要查考大量的版本和文献并作出审慎判断，能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新的推进实属不易。不仅如此，对原点校本校勘记的删除或补充修改同样都是在本校、他校、理校的基础上进行审慎判断而作出的，一点不能马虎从事。在各类历史文献中，纪传体正史应该是信息量最大的一类，涉及的人和事非常繁杂，故而在文献校勘整理中也就最为繁难，尤其在涉及是非取舍时不仅要有充分的本校和他校依据，同时也要有坚实的或合理的理校支撑，往往为了一个字的定夺而大费周折。

长编的撰写是此次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为修订工作的质量保障筑起了有效的护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修订者的工作量。长编撰写既要利用版本对校的成果，又要进一步结合史书本身的内校（实际上也是本校的一部分），再结合他校——对《南史》来说这是更大的工作量，因为《南史》主要是对南朝四史的删改，还参照了其他的杂史等，前者体量远较《南史》为多，而杂史等大多虽已亡佚，但也有部分残篇断简保存于类书当中，需要仔细钩稽检索，这是仅就《南史》的“源”而言。就《南史》的“流”而言，除了版本的流传外，在《南史》成书后，有大量的文献传抄转引，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各种类书和《通志》等史书，呈现了传抄转引者所见到的当时的《南史》版本，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所引即是北宋初年的《南史》写本（抄本），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所利用的也是北宋写本，而郑樵《通志》中南朝相关部分因袭《南史》的内容达八九成之多，即是他所见到的南宋刻本。对于唐代以降传抄转引《南史》的内容，我们都进行了核校，便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此外，在核校时还要考虑所核校文献的不同版本，更是增加了工作量。当然，仅仅核校显然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行考证辨伪，根据版本和相关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充分结合具体的史实作出判断，这当然必须以对南朝历史的长期研究作为基础。同时，由于南朝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之前的东晋和之后的隋朝之间有关联，更与它同时并存的北朝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核校和考证判断时还得顾及南朝之前、之后和同时代北朝的相关文献。所有文献的核校都不少于三遍，据不完全统计，《南史》修订过程中所撰写的长编文字总计接近150万字（本纪10卷总字数20万字，抽样统计列传10卷16万多字）。

这次修订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说在原点校本基础上的推进，可用一组数字来表示：原点校本校勘记为1957条，修订本校勘记为2903条，净增近千条。具体来看，原点校本校勘记有333条被删除，保留者为1636条，则修订本新增校勘记为1321条，超过全部校勘记的45％。而在保留的原校勘记中，380余条文字沿用旧校，约占全部校勘记的13％；1250余条则根据新的校勘情况加以修订，并重新撰写了校勘记，约占全部校勘记的43％。这一组数字或有误差，但应该不会太大。

修订本之所以能够在原点校本基础上有较大创获，除了通校本和参校本的扩展以外，还与他校文献的扩展有很大关系。修订本校勘记比原点校本校勘记征引宋、齐、梁、陈四书分别多507、207、423、179次，合计多引1316次；从他书引《南史》角度来看，修订本校勘记征引文献99种，比原点校本校勘记所引68种多出31种，若算上修订长编所征引的文献，则修订本所利用的文献超出原点校本一倍左右。至于对标点符号的改动，因为还没有条件与原点校本进行核对，难以出具具体数字。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对文献整理工作的新认知，以及对南朝历史的更好把握之上而得出的。

点校本《南史》修订工作本着“取法乎上”的标准来进行，实际上如果能够有“得其中”的结果可以说就心满意足了。在此次修订过程中，我本人和修订组成员的历史认知和文献整理能力不断进步，而指导研究生进行版本和文献对校等基础工作，也有助于培养他（她）们仔细审慎的学习态度，提高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能力。

修订工作前后延续十余年之久，远非当初所料，而工作量之大更是远超当初想象。“二十四史”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之一，作为一个数十年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学者，能为“二十四史”版本的完善和永久流传作一些贡献，可以说既是义务，又是责任，更是荣幸，自然责无旁贷，丝毫不敢懈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籍文献整理让传承千年的古籍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审慎为之。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