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此论迄今近乎百年。百年间简帛文献持续涌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势如井喷，进入新世纪更是有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海昏简等重磅材料再现。这些重现的简帛文献不仅使我们见到了古书实物的原貌，催生了“简帛学”这一新兴学科，更使我们对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合理的认识和理解。百年间古书成书问题可谓历久而弥新，学界对古书的反思也由材料而方法终及理论层面的思考。

相反相成：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古史辨派对我国的古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审查，取得了很多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然其中亦因疑古过勇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当时即有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讨论并发起反思，如吕思勉谓“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议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明确提出要从古书体例的角度反思古书辨伪活动。

再如，起初疑古、后来态度有所转变的胡适对当时的古书辨伪方法进行了反思，典型者如其《陆贾〈新语〉考》《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论秦畤及〈周官〉书》等文对古书辨伪方法的讨论相当深入；同样对疑古辨伪发生态度转变的傅斯年则对中国早期古书成书有相当精到的论析，其《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一文代表傅氏“已发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潮的论述”（王汎森），此文有关古书体例的讨论甚至被视为“迄今为止可以破解疑古过勇的唯一有效途径”（张京华）。

孙德谦、刘咸炘对古书体例的研究和归纳亦出于对疑古辨伪思潮的回应。在这些学者看来，今人对古书的怀疑，问题往往不在于古书，而在于后人对古书的特点不甚了解，不知道古书自有其体例及读法。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书是以古书体例为进路观察和讨论早期古书的一部系统性论著，其真知灼见渐被出土文献所印证而日益为学界所重。

对古书疑伪运动的回应与古书辨伪活动相反相成，辩证地完成了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在古书疑伪活动的刺激下，古书体例作为回应古书疑伪活动的核心议题被提出，进而将对古书的这次反思带向更深邃的层面。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简帛古书大批问世，对古书进行新一轮反思的条件日益成熟。

真伪之上：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在简帛古书大量问世的条件下，进一步了解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中的详细情形，可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新考察”（李学勤）。

李学勤是较早提出对古书进行重新反思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先生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古书，进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有关课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及论述。在结合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议题，并指出简帛古书的大量问世，使得对古书形成及流传更真实的、更详细情形的认知成为可能。

李先生归纳了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形，指出古书成书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长时段的复杂过程，“真”“伪”二分法模型往往是不适用的。裘锡圭将20世纪前半叶由疑古活动及其论辩方进行的工作称为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70年代之后，基于简帛古书的相关工作称为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有关中国古典学概念、分期以及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内涵等问题，刘钊有进一步的讨论，刘钊认为中国古典学重建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些相近议题的密集提出反映了相关问题渐成共识。

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也是较早对辨伪学开展反思的学者之一。郑氏在20世纪80年代所编《续伪书通考》一书序言中，在总结近三十年辨伪学发展的新趋势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辨伪学进行了扬弃，此后又在《古籍辨伪学》一书中对传统辨伪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反思。进入21世纪，基于对出土文献及古书成书的研究，郑良树倡议以“古籍时代学”替代“古籍辨伪学”。李零以“古书年代学”代替“古书辨伪学”的意见与郑良树不谋而合。李零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孙子》古本研究中已经对古书成书及古书体例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基于对简帛文献更为深入的研究，李零也提出了以“古书年代学”替代“古书辨伪学”的意见。

廖名春依托出土文献，从古书体例入手，对传统的辨伪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查。李锐对传统辨伪学的理论预设和常用方法进行了反思，并依托出土文献对具体的古书体例进行了重新的研究和总结。冯胜君在其对20世纪古文献新证所做的相关研究中，对前贤所总结的先秦秦汉古书流传情形多有补证，尤可注意者，冯氏将简帛古书的形制特征及抄写特点作为古书体例的组成部分予以专门论述。张京华将对古代书体书例的总结与对古代史官史职的重新认识作为考古学以外“重建古史”的两条“内证”之路，并以古书体例为进路对近代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

谢维扬从检讨和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高度，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古书体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并对古书成书相关问题的研究目标及意义开展了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初步廓清了古书成书及古书体例研究对于建立完整的、更加科学的古史史料学的意义。宁镇疆对《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流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古书成书及相关古书体例进行了深入细致且卓有成效的探讨。近年更有学者（韩巍）提出“古书形态学”的概念，以祛除“古书年代学”所可能隐含的“单线进化论”意味。

范式转换：由古书辨伪学到长时段动态的古书成书观

由上所述，近年来有关中国早期古书成书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由基于真伪概念的“古书辨伪学”转向基于长时段动态成书观的古书成书理论。此间不仅有宏观的理论思考，更有坚实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个案研究之上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这不仅是基于简帛文献的古书成书研究的核心进展，更反过来对早期古书成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应当基于长时段动态的古书成书观考察早期古书的形成与流传，对古书成书的相关情形及规律有较为科学的整体性理解，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古书文本及其演变的性质和意义，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合理的工作假说与论说概念——作为“过程”的文本以及与此相应的多元文本图景及其所反映的文本关系网络无疑是长时段动态的古书成书理念观照下值得重视的概念和模型。这些概念和模型本身要求我们对古书形成及流传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与认识，比如有必要预设一种“古书佚失观”，为可能的古书文本留有空间，同时也要辩证理解这种“古书佚失观”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之间的关系。

第二，重视古书形成及流传的通例。不仅要了解学界已有的研究，还要善于对古书体例进行观察和总结。实际上，古书形成及流传通例与古书成书研究的相关概念和模型是密切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动态表达。对古书体例的探究往往更具有方法层面的意义，如学界对诸书互见的“同文”文本关系的讨论便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研究实践。

第三，了解中国早期文献形成模式以及文献活动的动力学机制对古书成书研究大有裨益。如《书》《诗》《礼》这种基于官方政教体制的文献生成机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团体的文献生态无疑是有较大差别的，相应文献的形成及流传方式与此密切相关。不同种类文献的成书除了共享某些“通例”外，无疑还独具特点。古书成书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在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规律探求之间提供“中观”的视角和路径，从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早期文献的生成问题形成更加合理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