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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

舞蹈人类学范式转换

摘要

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舞蹈人类学范式，能立体呈现不同历史阶段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审视舞蹈人类学范式转换，是一种以“问题”为指向，对舞蹈人类学理论生成机制与实践过程进行把握的理论实践方式。整个 20 世纪，舞蹈人类学范式经历了 4 次转换，每次转换都与知识背后的权力地缘学和话语争夺息息相关，它影响围绕着他者、身体与社会面向而展开理论想象及实践的舞蹈人类学，呈现出不同阶段由“异域”之身、 “在地”之身、 “权力”之身与“情欲”之身所构成的知识型转换。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舞蹈人类学；范式转换；身体象征；情动转向

文章编号：1003-2568（2018）04-0104-07

中图分类号：J722文献标识码：A

作 者：，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讲师，美国杜克大学人类学学院访问学者。 邮编：100081

在20世纪的进程中，舞蹈人类学经历了理论范式的四次转换,理论样态从较为静态的实验室样式转向较为生动的博弈场舞斗。然而对于理论范式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知识范型内部，对知识进行平面化引介，而不探求知识范型生成的社会文化过程，不关注知识范型与特殊知识团体、社会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及生活样式间的复杂关系，理论的马刺将会丧失，知识的利刃则会被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淹没。对此，笔者尝试借用知识社会学视角，突显知识形态与社会存在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审视知识的社会历程——生产、储存、传播、转变与应用，而不再囿限于“知识”自身。

一 、 “异域”之身：东方学视域下的舞蹈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舞蹈的研究，多局限（尤其是欧洲殖民地的土著仪式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舞蹈）在被视为简单社会的非西方世界，与巫术、神话及多神信仰一样，被划归为落后与蒙昧的表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伴随欧洲知识精英对审美和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及重构，舞蹈人类学开始在文化相对论的视角下，关注非西方舞蹈文化的特殊意义和历史价值。以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的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将舞蹈视作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元素，同时还强调在舞蹈研究中要重视对语境和历史脉络的把握。此思路被博厄斯学派的舞蹈人类学家基利诺霍默库（Joann Kealiinohomoku）和安雅·罗依斯（AnyaRoyce）等人所继承。她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视角拒绝西方中心主义舞蹈观，反对将西方观念奉作衡量异族舞蹈的终极标准，提出要以平等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来记录和分析不同民族舞蹈在不同语境中的历史形成过程和意义。与美国舞蹈人类学传统呼应又区别，欧洲舞蹈人类学深受民族音乐学影响，将舞蹈视为一种从己身出发的经验现象，而非镶嵌在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个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舞蹈训练，能切身参与到以“体授”为特征的舞蹈田野，学习和记录异文化的身体化知识，并以表演的方式对其加以翻译和再现。换句话说，欧洲人类学的舞蹈研究区别于美国的博厄斯学派，它更为注重对舞蹈形式、编排与语言风格的形式探索。其中法国历史年鉴学派与英国功能主义，较看重舞蹈形式及社会功能在社会团结与个体情志中的功用。尽管前者更强调社会-功能-象征的结构性整合，后者较偏重个体-生物-心理造就的社会需求。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两者都倾向将舞蹈放置到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舞蹈形式背后的形成机制、社会关系和象征分类。

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舞蹈人类学的研究特性，我们发现研究者除了将舞蹈砌入文化整体和社会功能中加以研究，强调尊重当地文化语境及历史脉络外，他们还深受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影响，认为在无意识理论的间接引诱下，不自觉地陷入对异域舞蹈的东方学想象，即便此种想象有悖于当时已成学界共识的相对主义伦理。除外，此种情不自禁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乱环境、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不满和焦虑有关。换句话说，此种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之不满，促使其将“远方的他者”建构为西方社会自我补救的对象，从而造就这一时期的许多书写，再度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和西方殖民帝国大厦的隐性同谋。比如：博厄斯学派健将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就将舞蹈视作释放当地人身心及张扬个体欲望的工具。而这与米德企图通过美化非西方世界，以填补其对西方社会清教传统和启蒙教育之不满的情绪有关。需要补充的是，那时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延续并交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大陆的反战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例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认为人类学的目标是要“获得当地人的观念”（grasp the indigenous point ofview），关注在地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关系，特别是当地人对其社会和世界的内在看法。可以说，这些理念都强化着了解、掌握以及书写异族舞蹈在地知识和其美学的重要性。

与学术界的东方情结如出一辙，西方舞蹈创作者也在那时出现向远方 / 异域 /东方进行朝圣的集体现象。例如：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自由舞，可以说是对古希腊自然身体观的顶礼膜拜；露丝·圣-丹尼斯（Ruth St.Dennis）与泰德·肖恩（Ted Shawn）这两位痴迷于异域舞风而被载入史册的舞蹈艺术家，依赖从印度舞蹈和美国印第安舞蹈求索西方的文明起源；还有令人迷狂的疯子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他在《玫瑰花魂》中大胆使用方块式的埃及造型，以挑战将“直线”视为圭臬的芭蕾‧‧‧‧‧‧总之，这些投向“异域”之身的欲望，与当时西方社会有关生产力、性解放和健身工业的“工厂 - 生产”意象之间，连有一条难以被剪短的商业性脐带。

二、 “在地”之身：语言学馈赠下的舞蹈研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殖民解放运动使民族主义声誉丧失殆尽，西方学者将眼光收回本土，转而关注人类思维和情感的共同结构。与此同时，在结构主义思潮和多元主义理论日趋兴盛的氛围中，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也逐渐摆脱对语言形式、图式构成与意义关系的无视，尝试以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将动作元素视作语言系统中的最小单位，关注其在特定时空中的区分、变化、关联及组成的整体性。需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语言整体性，有别于功能主义所看重的社会整体观：前者关注舞蹈语言的文法，重视动作的构成规律与发展逻辑；后者注重部分同整体的有机关系，特别是舞蹈在社会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用。也就是说，真正令功能主义感兴趣的，是舞蹈在社会福利及个体身心层所发挥的实际效用。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分析法以侧重形式解析的语言学优势，绕开了功能主义理论的尴尬——身处舞蹈之域，却心系有机社会的二分局限。对此，以研究印第安舞见长的葛楚德·库拉斯（Gertrude Kurath）就直接指出舞蹈民族志的主要任务，是用语言学方式认知和读解舞蹈编排模式背后的象征意义。在具体研究中，库拉斯除了保持美国人类学对舞蹈传统语境和文化意义的重视，方法上还立足于民族志文本，并在当地报道人的帮助下对舞蹈编排和身体运动图式，包括舞蹈服饰、姿态、造型、舞步等元素，进行结构性提炼和象征式分析。另外，一些学者直接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与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关于能力 / 表演 、动作 / 编舞的范畴，挪用到舞蹈表演的研究之中。如：基德·威廉姆斯（Drid William）采用语义学方法对身体语言进行符号学研究； 布兰达·法内尔（Brenda Farnell）则以近似的手段，将学术触角探往高原印第安人的手势语中。

事实上，结构主义舞蹈研究并非能指与所指的兑换游戏，它背后的诉求是对东方学思维的纠正，即通过对西方与非西方舞蹈的比较研究，寻找普同的身心基础，以此反思维多利亚时期“文化”概念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诚如特蕾莎·巴克兰（Theresa Jill Buckland）所言，19世纪的“文化”概念，先在地将西方高雅艺术视作模板及典范，并由此生产和定义其反面——流行、底层、民间、大众与非西方的文化与艺术样式，它们在“文化”这座欧洲制造的天平中，被赋予低贱、落后和蒙昧的文化属性。对此，基利诺霍默库（Joann Kealiino-homoku）在文章《芭蕾作为一种民间舞》中便写道：“现代主义人类学用抽离于具体历史语境的狂莽、不羁、放纵与神秘等东方学修辞，对非西方舞蹈进行粉饰，其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用心，彰显的尽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优越与不满。”

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人类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加以反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人类学分支的舞蹈人类学逐步形成，对芭蕾艺术之外的非西方人体运动的结构主义分析渐成趋势。学者们倾向相信，悬置了意义、价值和主体判断的形式研究，可抵御西方文明因自负或自恋所造成的障目。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学者仍未摆脱西方舞蹈研究的思维定势。对此，安雅·罗伊斯一针见血地说道：“许多研究者在确定何为舞蹈核心动作元素时，仍未摆脱芭蕾身体观对舞步和脚位的西欧式偏好，总是不经反思地将下肢的运动方式及步伐组合，视作地方舞蹈语言的形式主干与核心要素，从而抹除了多样的身体图式与运动方式所蕴含的地方能量。”

三、“权力”之身：舞蹈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之维

第三次范式转型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科技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盲目乐观与艾滋、生态、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焦虑，共同激发出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评、世界体系理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判等问题在学术界的升温。这些知识复燃了马克思、阿尔都塞（LouisPierre Althusser）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与霸权研究方面的影响力。但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学者更看重从文化与实践的角度，揭示知识与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隐晦和复杂的不平等关系。而此种对权力的直觉及社会现实感的回归，戳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应用过程中“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逻辑与智识主义倾向。

就舞蹈研究而言，学者们开始抛弃结构主义在语法形式上所编织的那副与世无染的理想身体图式，即舞蹈的形式语言逻辑、动作编配方式，以及隐藏在身体编码背后的符号学伎俩。他们转而关注舞蹈在实践过程中与外部社会的权力互动，将围绕舞蹈知识、风格、审美而来的话语实践 、历史过程、身份政治和博弈范式以及现实感，重新召回到研究的视域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告别了以“What”为代表的本质主义路数和以“Why”为迷思的基础主义表达，代之以“How”为思想之锤的诘问及反思。而此种视角的渗入，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所揭穿的知识-权力关系有关，它揭示出被话语、历史及不同政治建制（political regime）所围剿和治理的身体，包括在“自我的技术”中所潜藏着的“反治理”能力。总之，它很好地促进了舞蹈人类学、舞蹈研究以及表演理论中的范式转换。

此外，舞蹈建构过程中的性别、阶层、地域、民族、认同、国家和市场等社会学向度也受到较多关注。例如：安雅·罗伊斯（Anya Royce）对墨西哥萨巴特克人在创建传统舞蹈过程中，如何践行族群内部复杂的阶层身份争斗进行过精彩的民族志研究； 还有凯普勒（A.L.Kaeppler）对汤加王权与民族国家权力的较量过程，在舞蹈功能、形式与意义变化上的体现，进行过精彩的民族志分析。 此外，在舞蹈的性别政治方面，较为突出的研究是珍妮·柯恩（Jane Cowan）对希腊北部小镇在“日常”与“超常”语境中的“舞蹈事件”（dance events）所进行的民族志分析。她主要探讨了舞蹈事件中性别、舞蹈和身体间的动态关系，在“非对称性”的性别关系中，提出有关意识、经验、社会建构与能动理论的问题形式。

综上所述，与其说舞蹈是围绕“动作”（move-ment）这一名词展开的身体编程法，不如说是制造社会互动，并同时卷入技术、人口、资本及事件（events）变化的介入式“行动” （action）。可以说，从“动作”到“行动”的范式转换，或是说以“行动”为指向的舞蹈实践观所兼备的历史感与实践经历，使其兼顾了社会 / 个体、结构 / 能动互为建构的双重性，从而冲破了身心二分在研究中的囿限。 而这方面的成绩，可在《舞动文化：舞蹈人类学研究中的全球化、旅游与身份》一书中所收集的研究中窥见一斑。该书多立足于以人口、资本、技术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语境，探寻舞蹈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间所激发出的有趣博弈。

美中不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逐渐发酵，使“支配”“压迫” “阶级斗争” “虚假意识”与“霸权”等这类铁打的概念装配，瞬间击溃以往结构主义理论和符号学分析对舞蹈语言本体所怀揣的念想，代之以超越舞蹈语言形式之外的政治经济力量来解释舞蹈自身。从此， “舞蹈”不再被视作以身体来嫁接世界关系和表达意义的本体，而被当作伸张、谋划与争夺某一领域（阶级、性别、族称、身份）之器具，或是验证不同时期权力合法性与表征权力之在场的女婢——这使舞蹈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意识形态等政治经济学概念所组成的话语装配中陷入迷失。于是， “跳什么，为何跳”的重要性，逐渐被“谁在跳”的问题意识所悬置。前者关注舞蹈本体和意义，后者介意文化主体性与权力，而最能代表后者问题意识的当属并不讨好的女性主义理论。

总之，将舞蹈视作被外部意义系统与权力机制所操控和支配的文本话语游戏，取消了身体的物质性（materiality）及现象学的经验性维度与价值，它致使“必须从身体出发”的实践陷入了瘫痪。另外，此模式还将舞蹈视作由外部社会力量和现实动机加之利用的工具及战略，而并未解释为什么是“此种”舞蹈语言（逻辑-意义）得以承载并体现意识形态的意义动机及其美感来。最后，权力-话语决定论及其解释难以渗入舞蹈的逻辑-意义层，它仅在因果-功能层上演绎和自证自身，而这多少与该范式面对现实政治及权力关系的悲观态度，特别是对身体物质和语言层面的漠视有直接关系。此外，它还默不作声地取消了身体建构主义范式，如何同时建构“可被表述”的舞蹈与“无法表述”的舞蹈这类难题。

四、 “情欲”之身：舞蹈研究的情动转向

20世纪90年代，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身体潜能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它使“有机体的身体”神话在赛博格时代遭遇被改写的命运。于是，合成（syncretic）、杂糅（hybridity）、离散（diaspora）、共栖（co-existence）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重新构筑了身体在当代社会的巨型景观。此景观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分类，使曾被置于文明核心的人文价值，在技术取代人的革命过程中渐入坍塌。这是上帝与人之死后，后现代主义遁入虚无的持续警报，它在物极必反中激发了学界的大面积反攻。一些学者开始警惕技术进步背后的负面效应，提出技术滥用有抹平和取消身体感知力的风险；一些研究者则呼吁在保卫身体感知（sensation）和情动（affection）力的过程中，尝试发挥技术调动和开发身体感知力的积极一面。

具体在舞蹈研究层面，除了注重舞蹈形成的社会过程与行动者的个体表述，身体维度的现象学还原与“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它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的理论视域有关——强调训练、排演和即兴所内化的身体知识，以及在过程中转换主体所具备的技术，包括对周边环境的知觉与对之加以协调和行动的能力。身体在其中具备主体的公共特性，能被他者所理解，而非深藏在意识的内部。 此外，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对身体和情感面向的强调也影响了此时的舞蹈研究。总之，在此背景下学者将“动作”视作另类文化，把“移动的身体”（moving body）放入批评的中心，并把“舞动的身体”（dancing body）视为难以捉摸又极为关键的报道人加以接纳。在此基础上，当代舞蹈人类学研究还重视多维感知觉的身体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尝试通过身体能量的离散与流动，把握移动的社会和变动的历史。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托米·哈恩（Tomie Hahn）对日本传统舞蹈（nihon buyo）的民族志研究。在其著作《感官知识》中，呈现流动和在场的舞蹈现象如何依赖于感官意识，继而认为舞蹈学习从“形似”到“神似”的转换过程，是“多感官”逐渐得到生长的过程。 所以，她在舞蹈民族志中加入了细致入微的动作描述，对编舞（choreography）方式、学习过程和个体的身体化创作进行了深度描绘（deep description）。

另一位出色的舞蹈人类学家芭芭拉·布朗宁（Barbara Browning），在桑巴舞民族志中也精彩描述了身体动态及精神气质，让读者通过阅读便获得由舞动带来的动觉感受和动作质感（feeling ofmovement quality）——“当右脚走的时候，身体便会在左对角线上交叉，反之亦然。” 可见，舞蹈民族志可传递生动与深入的动觉信息，促使读者在阅读中达至通感境界，从而使身体得以从僵化的组织中突围，并渐入“无器官”的游离状态。正是此种基于身体情动（affection）和同感心（empathetically）的共振状态在感知觉频道中发酵，使读者在文字中得以触碰到一具带有温度且跃动于己身的感受，而这正是当代舞蹈民族志书写和理论生产所追求的至美境界。

结 语

舞蹈艺术因感官（sensuality）、身体（somatic）和动觉（kinesthetic）在其语言中的第一特性而遭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忽视。易言之，对语言文字文本及数据的忠诚，使以启蒙价值为其学科信仰的人类学难以认真对待以动觉和感知来体现文化的舞蹈艺术。具体到人类学领域，对舞蹈的关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多以研究简单社会的舞蹈为主，其后是将非西方舞蹈视作野蛮文化之偏见在作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文明世界乐观幻象的陨灭，这类用舞蹈昭示野蛮的霸权隐喻也逐渐受到动摇，异域的舞蹈景观摇身变成了拯救西方世界的救赎符号：有的是以“集体欢腾”的方式挽救失范的西方社会，有的是用“宣泄”的手法解救被理性压制的西方心灵。然而，即便对舞蹈研究的态度开始由阴转阳，舞蹈在其中仍扮演反照和补救西方世界的“他者”和“异类”，其“低贱”的身世也并未因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悲观情志而得救。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洗牌的世界格局与殖民主义解放情绪逐渐高涨，激发舞蹈研究借臂于语言学之伐，驶往望不见烟火与浮光的形式主义彼岸，以此突破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社会与简单社会这一文化帝国主义框架。除外，对舞蹈语言形式的强调，也使舞蹈得以在社会功能与文化象征所构筑的帕森斯理论轨道中回收其遗失许久的尸身，由此告别以往身首分离及身心二主之残局。但不容忽视的是，舞蹈研究的这套语言学嫁妆，其印欧语系之出身及逻各斯之肌理，却悬置和放逐了舞蹈情动的面向与流动的情欲。而此种在语言学层面的不足，却激发出学界对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反思——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语言学倦怠的历史观和弃世的态度加以批评的；有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动转向（affectiveturn）出发，对舞蹈本体的动觉特性和力效流变加以完善的。简言之，权力、实践与情感的维度在其间得到凸显，舞蹈开始在并置的方法论中受到不同学科的瞩目。

由是观之，舞蹈人类学理论的社会学基因在20 世纪后半叶遭受清理，研究对象及美学风格逐步转向日常生活、民族志过程和语言自体的生成之域，特别是舞蹈本体的情动向度与行动者的具体实践开始浮出水面。其中，研究者对舞蹈语言的情动力与能量交换，所席卷着的权力关系、历史记忆及话语实践，倾向展开并置及过程式的关注。另外，方法上从侧重实证研究、客位方法和语言学分析，转向对个体表述和感知觉体验的关注。然而，从社会、文化、语言结构，到情动、能动与流动的结构性转向，仍是以西方传统身心二分的文化节奏为其知识聚变的参照，是西方文化物我二分在舞蹈研究中的换喻式体现。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8年 第4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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