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明代历朝实录中，只有《明世宗实录》被后世史家誉为是唯一一部“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通过对这部享有如此盛誉的鸿篇巨帙的详细考析，发现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料记载的丰富性，史源十分广泛；二是史料记载的珍稀性，保存了不少政治、经济、军事和礼仪诸方面的珍贵史料；三是史料记载的准确性，订正了他书诸多的讹误与不足；四是成为后世大量官私史籍之史源。

关键词：《明世宗实录》；记载；史料价值

《明世宗实录》（以下简称《世宗实录》）是明代编年体巨帙，凡 566 卷，记载了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和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清代学者徐乾学曾言: “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显然，在明代历朝实录中，《世宗实录》的修撰水平及繁简程度在徐乾学看来是最好的。然而，对其史料价值进行深入探讨者，迄今尚未得见。故笔者不揣谫陋，拟就《世宗实录》史料价值略抒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料记载的丰富性

《世宗实录》的修撰，兼采众家，史源十分广泛，既有官方著述如公牍、邸报、诏令、奏议等“兰台记注之文”，又有散布四野、“非金匮石室之藏”的稗官野史与民间事迹。虽然史官对上述史料的采择并非条条精良，且囿于凡例，不少条目还经过了删削、加工。但在记述一朝之史的总目标、大格局下，《世宗实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嘉靖时期相当丰富的史料。兹分述如下。

一是长时段史实记载更丰富。如对于嘉靖时天下户口、田赋之数，明代史籍( 《世宗实录》除外) 未见记载，《钦定续文献通考》和《钦定续通志》所记均只涉及嘉靖元年的情况，而《世宗实录》则对嘉靖时的历次户口与田赋变化均有记载，包括元年、十一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和四十一年。又，关于诏令，《皇明诏令》仅载至嘉靖二十六年，而《皇明诏制》表面上虽载至嘉靖四十五年，但其中多所遗漏，如嘉靖三十六年因壬寅宫变等所颁诏书，嘉靖四十一年因奉天等殿更名所下诏书，以及世宗驾崩遗诏皆未收录，而这些在《世宗实录》中则均有记载。再如朝鲜来使，《国朝典汇》仅记载了嘉靖十三年闰二月的情形，《国榷》记载相对较多，包括贺即位、贺冬至、国王丧及请赐乐器等因而来的使者，然据笔者统计，亦仅 10 次。而《世宗实录》对朝鲜来使的记载，仅正德十六年八月至嘉靖二年十二月即高达 12 次，其原因包括世子受封、贺即位、贺正旦、谢恩、贺万寿圣节、贺册立中宫及献所俘倭寇等，显然，《世宗实录》对朝鲜来使的记载在时段上更完整，史实上也更丰富。二是单个史实记载更丰富。如《世宗实录》载郊天大祀:

“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先期请太祖配及是日行礼，俱命成国公朱希忠代，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延德、大学士袁炜、尚书郭朴分献。初，太常寺奏郊祀，诏百执事各宜加慎勿忽。及祭之日，天气和霁，星河澄朗，上喜甚，乃谕礼臣曰: “朕仰荷皇穹眷佑，大报礼成。代者忠敬，百执事效劳，宜特加恩赉: 公朱希忠加太师，公张溶徐延德、大学士袁炜、尚书郭朴严讷、都督朱希孝各赏银五十两，彩段二表里; 侍郎陈升、秦鸣雷各十五( 三十) 两，一表里; 太常寺卿师宗记二十两，二表里; 少卿、寺丞等官各十两，一表里; 锦衣卫都指挥同知李隆等、光禄寺卿张守直各十两; 光禄寺少卿、寺丞、监礼御史各五两; 锦衣卫千百户、太常典簿博士协律各三两; 典仪各二两，不为例。”

现存史籍中（《世宗实录》除外），《明政统宗》对此记载最为丰富：

冬至，命成国公朱希忠大祀天于圜丘。初，太常寺奏郊祀，诏百执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气和霁，星河澄朗，上大悦，乃谕礼部曰: “朕仰荷皇穹眷祐，大报礼成。代者忠敬，百执事效劳，宜嘉恩赏赉。”于是，嘉成国公朱希忠太师，余各赏银币有差。

对比不难发现，关于祭天的分祀人员信息，以及对成国公朱希忠和其他参与祭天人员的具体赏赐情形，《明政统宗》均未记载。又，南京兵部尚书刘龙致仕，《世宗实录》作：“南京兵部尚书刘龙乞致仕，许之。命驰驿归。龙前为御史曾翀等所劾，有旨取回京用。未几，南京礼（部）科给事中曾钧复论之，龙上章自理，遂列翀、钧挟私状求去，上从其请。”而《国朝献徵录》《本朝分省人物考》《国榷》虽亦对此有载，然《国榷》仅载刘龙致仕一点，其他二书记载相对丰满，包括有旨召刘龙还京、上允其致仕、赐驿归三个环节，但对刘龙是遭科道官曾翀、曾钧挟私弹劾始乞致仕这一重要因素则未涉及。另，《世宗实录》载：“辛亥，革叶县知县李浦职为民。时圣驾南廵，浦为各扈行衙门设公馆，遣人持牌候于境上，为东厂旗校所获。上怒其劳民生扰，诏黜为民。”《弇山堂别集》《涌幢小品》《国榷》等也均载此事，其中以《弇山堂别集》所载最详：“辛亥，夺叶县知县李浦职为民，以置扈从官员公馆令吏持牌道上迎（侯）［候］故也。”然与《世宗实录》对比，仍缺“为东厂旗校所获”与“上怒其劳民生扰”两处细节，从而使得知县李浦被逮的具体情形及缘由变得模糊不清了。此外，《世宗实录》时常出现集中选授科道官、集中册封藩王与妃、集中裁革府州县官员等，且对其情形记载十分详尽，而在现存其他史籍中则多是零星记载，根本无从完整获取。

当然，《世宗实录》也有记载不如其他史籍详细之处，如关于给事中曹禾，《掖垣人鉴》作：“字世嘉，号龙田，浙江平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九年十二月，由江西鄱阳知县选工科给事中。三十三年，升工科右。三十四年，升兵科左。寻升工科都。三十六年，降直隶无为州判官。仕至广东韶州府知府，以忧归。”而《世宗实录》则仅载其由知县被选授为给事中及升为工科都给事中的史实，关于曹禾登第、被降官、致仕等，则盖因其身份及事迹不够特殊并未涉及。此外，对于大臣的一些奏疏，《世宗实录》所载也不如其他史籍，如大学士蒋冕乞休疏，《世宗实录》所载只有 298字，而《湘皋集》蒋冕原奏则高达 701 字。另，关于杨廷和、张璁、霍韬、严嵩、徐阶等人的奏疏，《世宗实录》也存在删改的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其凡例要求仅对臣下章奏中关系国计民生至重者始详录，而其他章奏则通常简略言之。但这些章奏在大臣本人文集中则通常是完整保存，不加删削的。

综上所论，《世宗实录》的历史记载表现出了丰富性特点，却也存在着一些记述不如其他文献翔实的现象，对此需做以下说明: 其一，有些史料的详与略具有互补性。如上述《掖垣人鉴》对给事中曹禾的记载，并未涉及其官职迁改的具体日期，而《世宗实录》则有记载。这样一来，《掖垣人鉴》与《世宗实录》的记载可说是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二，《世宗实录》记载较其他史籍丰富，是就与摘抄或删削引用《世宗实录》的史籍对比而言的。而具体到部分大臣的原始奏议等，《世宗实录》受体例所限，多数不得不做出删削与修改，所以其丰富程度欠佳。但史官修改与润饰过的奏议，也是最先和新创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丰富”?其三，《世宗实录》还有一种记载丰富，是其独载而他书不载的情况。对此，详见下文“史料记载的珍稀性”部分的论述。

二、史料记载的珍稀性

《世宗实录》之所以能为今人保存大量珍贵史料，其因有三：其一，《世宗实录》的修纂凡例，使得其对奏议、诏令、敕谕等不少史实进行了全文照录，而其他史籍则对上述内容或仅载部分，或不予记载；其二，明中后期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使得不少史著对唐宋以来日显仪式化与表演性的礼仪仪注不予收录，而《世宗实录》则因世宗本人继位违背常规礼仪，兼世宗本人以制礼作乐自任，且亲自参与不少礼仪的修订，故史官对此期礼仪的记载尤多；其三，因《明实录》涉及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故每朝实录修成后即将底稿焚毁，《世宗实录》底稿虽然遭受同样命运，而正本却得以保留下来。同时与同类记述的其他私人史籍相比，《世宗实录》为 230 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故而其史料的丰富性与珍稀性自不待言。以下即对由上述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史料的珍稀性择要作出叙说。

其一，政治方面。《世宗实录》修纂凡例所包含的鉴戒思想，使得其不仅对世宗的为政举措、口谕敕令等多所摘录，而且对大臣的任免考核、升黜起用、封荫袭爵等也时常记述。而这些内容大多在现存其他史籍中未见保留。如《世宗实录》：“升河南道御史杨绍芳、吏部考功司郎中倪缉、浙江绍兴府知府杨绍恩俱为按察司副使，绍芳，江西；缉，广东；绍恩，河南。”在《南京都察院志》《吾学编》《国朝典汇》《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等史籍中便无从寻觅。又，《世宗实录》所载世宗切责总兵朱麒之敕 139字、吏部左侍郎董玘等官员因灾异集体乞休之 189 字、吏部奏朝觐考察天下官员结果之 120 字等，在《皇明疏钞》《皇明两朝疏抄》《四镇三关志》《明经世文编》《明文海》等书中均未见收录。

其二，经济方面。经济是国家各方面运行至关重要的基础，自然亦是《世宗实录》记载之重点。《世宗实录》对经济的记载包括农田开垦、赋税征免、矿藏开采、茶马贸易、漕运、盐法、水利兴修等各个方面，可谓领域众多，涵盖齐全。现存其他史籍记载的范围或广度可能与《世宗实录》不相上下，但详尽程度则相差甚远。如直隶巡按御史李祦有关清理粮储和督劝耕垦二奏，《国榷》与《明通鉴》二书对清理粮储之事均只字未提，而督劝耕垦之奏，《明通鉴》仍未载，《国榷》仅载为“行垦田劝农之法，从直隶巡按御史李祦之请”寥寥数语，而《世宗实录》则载为: “直隶廵按御史李祦奏:‘凤阳连岁旱疫，（民）多（亡）徒（徙），请敕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给以牛种，督劝耕垦，仍免其逋负。岁祲，则重（量）加赈给。’户部议，恳（垦）田劝课之法宜通行天下，诏从之。”对比可知，《国榷》将行垦田劝农之法的地点、实施步骤及户部议等环节均大肆删去了。又，《世宗实录》所载户部议上开纳未尽事宜之 698 字、户部会官议覆侍郎张琏等所上各钱粮事宜疏之 1059 字、户部覆议给事中陆粲等奏之 1397 字等，在《皇明经济文录》《陆子余集》《皇明嘉隆疏抄》等书中均无从寻得。凡此种种，一再彰显了《世宗实录》在保存珍贵史料方面的独特价值。

其三，军事方面。嘉靖时有南倭北虏、山西兵变、闽粤流寇、安南叛乱等，上述问题在《世宗实录》中均有所反映，其中尤以南倭北虏为著。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至四十五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统治时间里，《世宗实录》的记载总体上弥漫着极强的军事色彩。这其中包括武官的任免升降、军饷的多方筹措、兵部及其他部门的大量奏议等。而这些内容在现存史书中大多难以找到。如集中任命罗恭等多位武官之 73 字、为筹集蓟镇军饷对各级官员指定所交银两数目之 658 字、兵部覆给事中郭嵩有关营务奏议之 118 字等，便是如此。又，或是由于体例与撰者个人看法的不同，《世宗实录》对一些小的战事中牺牲之官军人名、数量等亦有记载，如“录三十四年榆林城水（永）平镇疆墩等处获功旗军骆大等七十九人、建安堡等处死事官军张隆等五十三人，各升赏有差”“录延绥旧安边营等处获功阵亡官军王敬等九十五人、黄浦（甫）川等处白鸾等二十人，升赏有差”等。这些珍稀内容在现存史书如《皇明九边考》《登坛必究》《五边典则》、康熙《延绥镇志》、乾隆《陕西通志》等中均无法寻获。

除了上述四方面史料以外，《世宗实录》对民族关系、自然灾害、星变祥瑞、历法修订等亦有所记载，但就文字数量来说，其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不过，在公文、案牍、邸报等官方档案多已亡佚，而《世宗实录》底稿又遭焚毁的今日，即便《世宗实录》的些许记载，亦属弥足珍贵。

三、史料记载的准确性

《世宗实录》记载内容较为准确 ，盖有如下原因：首先，史料来源可靠，多数取材于诏令、奏疏、邸报等原始档案；其次，编纂队伍专业和强大，其专业体现在不少纂修者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如张四维“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 ，黄凤翔长期“教习内书堂”，曾“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等；其强大体现在总裁均为内阁大学士，而副总裁、纂修和稽考核对人员则均来自翰林院或兼翰林院职；最后，张居正的删润之功。张居正曾言：“惟我皇祖《世宗皇帝实录》……编摩草创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既更定其文义，复雠校其差讹。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对此，或许读者会担心张居正会不会窜改事实。关于这点，古今学者均有探究，如明人沈德符说：“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又，黄权才言：“他（张居正）也不敢歪曲史实，因为参加修书的部分学者，在朝的一些大臣曾在明世宗时代做过官，曾弹劾过严嵩的老臣赵锦、邹应龙等人还健在，他们对世宗朝的史实会有所了解的，如果张居正窜改事实，他们必然能够看得出来。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窜改过《实录》，尽管他生前死后都受到种种的讥议诋毁。”以上种种，使得《世宗实录》具备了订正他书讹误的坚实基础。兹分述如下。

其一，字误。《世宗实录》所订他书字误分别有:一是讹字。如《两朝宪章录》载嘉靖十一年正月世宗赐尚书王琼、王宪等“《钦天记诵》”，《世宗实录》则作“《钦天记颂》”。又，《楚纪》载: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上亲制《钦天记颂》”。另，《国朝献徵录》所载太仆寺卿毛渠墓志铭，亦言其曾被赐“《钦天记颂》” 。故《两朝宪章录》之“诵”当作“颂”。“诵”“颂”当系音近误。

二是脱字。如《桂洲文集》载“伏承圣制问及南北郊□祀并朝日夕月之礼” ，《世宗实录》作“前承圣制问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礼” 。又，《名臣经济录》《皇明疏钞》均作“伏承圣制问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礼” ，故《桂洲文集》“□”处所脱当为“大”字。

三是衍字。如《国朝典汇》载“其余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余里” ，《明世宗实录》《世庙识余录》《行水金鉴》皆载此事，然均作“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余里” ，是疑《国朝典汇》“其余淤塞未通”之“余”字为衍。

四是倒字。如《今言》载“孝诚昭皇后张氏葬献陵”之“孝诚昭皇后” ，《世宗实录》作“诚孝昭皇后” 。又，《明英宗实录》、万历《明会典》《礼部志稿》《明谥纪汇编》皆载仁宗皇后张氏谥号为“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因此“诚孝昭”当为其谥号简称，故《今言》“孝诚”当为“诚孝”之倒。

其二，时间误。如《弇山堂别集》载世宗谕吏、兵二部之敕于“嘉靖九年三月”，而《世宗实录》《续文献通考》则均系于“嘉靖元年三月”。又，《国朝献徵录》载于“( 嘉靖) 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皆证《弇山堂别集》之“九年”当作“元年”。“九”“元”疑为形近误。

其三，地点误。如《五边典则》载游击李希靖出塞地点为“(延绥) 东路神水堡”。《世宗实录》载其事，然作“神木堡”。又，万历《明会典》载“(延绥) 东路右参将”，其注文曰：“旧设，驻神木堡。”另，《明孝宗实录》载“延绥神木堡”。此外，康熙《延绥镇志》亦载所辖有“神木堡”，故《五边典则》所载“神水堡”当作“神木堡”。“水”“木”或为形近误。

其四，人名误。如《名臣经济录》载“宸濠之变，都御史孙璲、按察司副使许逵仗节死义” 之“孙璲”，《世宗实录》作“孙燧” 。又，《国朝列卿纪》亦作“孙燧”，其注文曰：“浙江余姚人，进士。正德十年，以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 巡抚江西地方。十四年，死逆濠难。” 另，《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皇明贡举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亦均作“孙燧” ，故《名臣经济录》之“孙璲”当误。

其五，职官误。如《国榷》载“（正德十六年六月）辛丑，……工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兵部左侍郎” ，《世录》则作“（正德十六年六月）辛丑……改工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兵部右侍郎” 。又，《世录》载：“（正德十六年十月）改兵部右侍郎吴廷举为南京工部右侍郎。” 另，《国朝列卿纪》亦载吴廷举“正德十六年右。本年调南京工部。” 此外，《国朝献征录》载“今上□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辅臣，改南京工部” ，皆证吴廷举所改当为“兵部右侍郎”，故《国榷》误。

其六，数字误。如《荒政要览》载南畿作粥地点“总计四十三州县” 。然《世宗实录》《明经世文编》均作“四十二州县” 。又，《名臣经济录》《皇明疏议辑略》之席书原奏均为“今计南畿相应作粥州县，宜于应天、太平、镇江分布一十二县，江北择急要者，宜布三十州县，总计四十二州县”，故《荒政要览》当误。

此外，《实录》还可订正他书爵号、机构、年号等误。囿于篇幅，不再赘举。

综上可知，《世宗实录》因其取材的可靠性与原始性，兼修纂者的认真、负责，因此，对于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有着十分明显的功效，故而，在考证其他文献时，我们亦应当充分重视《世宗实录》的这一史料价值

四、后世大量官私史籍之史源

《世宗实录》主要取材于诏令、奏议、案牍、公文、邸报等原始档案，故其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均极高，兼明代无国史，而明朝档案至万历中期已呈“散轶浩瀚，未经裒聚隐括，茫无统纪”之状，故经过集中而系统化整理的、嘉靖时的史料新编——《世宗实录》，自然就成了后世官私著述撰写该段历史的首要采择对象。兹结合具体实例对其他史书参择《世宗实录》的情况略作阐述。

首先，后世采择《世宗实录》的史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方著作，如《礼部志稿》《钦定续文献通考》《明史》等；二是私家著述，后世采择《世宗实录》的私人史籍十分繁多，如《弇山堂别集》《明政统宗》《两朝宪章录》《典故纪闻》《国朝典汇》《名山藏》《五边典则》《明经世文编》《国榷》《春明梦余录》《行水金鉴》等，而由此亦可窥明后期以来《世宗实录》广泛流传民间及“家期马班，人各操觚”、集体修史之一斑。

其次，后世史籍采择《世宗实录》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全文照录。如《弇山堂别集》：“原任四川巡抚胡世宁奏，分守建昌太监赵钦贪暴不法，恶党依凭煽虐，请逮治之。兵部尚书彭泽覆如世宁奏，因请罢镇守诸内臣”，即全文抄自《世宗实录》。又，《行水金鉴》卷二二“工部尚书赵璜”至“上从之”字、《五边典则》卷八“上曰”至“俱如议” 字，亦分别与《世宗实录》卷四三、卷三〇九文字全同，显然亦是全文照抄《世宗实录》使然。此外，《礼部志稿》《嘉靖大政类编》《典故纪闻》《皇明辅世编》《皇明驭倭录》等亦有不少内容全文照录《世宗实录》。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史籍在全文照录《世宗实录》时会标明出处，如《行水金鉴》凡引《世宗实录》者，便均在引文末尾以注文“明世宗实录”标示其史料来源。

二是删削更改。出于篇幅考虑，抑或凡例使然，就笔者所见，后世史家在引用《世宗实录》时对之进行删削更改者似乎更多。如《世宗实录》: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辛酉朔，命成国公朱希忠代拜天于玄极宝殿，上不御朝，文武群臣诣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仍上表称贺”，即被《两朝宪章录》删改为: “嘉靖三十五年丙午春正月辛酉朔，上不御殿。”又，《世宗实录》: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卒。侨，浙江鄞县人，正德辛未进士。授监察御史。升保定知府。累迁光禄大理卿、刑部侍郎。以雷火灾自陈致仕。寻起原官。擢南京刑部尚书。改刑部。寻改左都御史，掌院。九年，加今官。侨历官四十余年，以清正著闻，有大节，居常退逊，若不胜，临事屹不可夺。至是，卒于官。赐祭葬如例，赠少保，谥简肃”，则被《国榷》删改为: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屠侨卒。侨，鄞县人，正德辛未进士。授御史，守保定。累迁刑部侍郎。自免。寻起官。历官四十余年，以清正闻。居常退逊，若不胜。临事，迄不可夺。赠少保，谥简肃。”此外，《明政统宗》《典故纪闻》《名山藏》等史籍在采用《世宗实录》时亦多所删改。不过，删削更改是利弊并存的做法，其优点是可节省文字，且有时亦不影响原意，如上文将“都察院左都御史”删改为“左都御史”“浙江鄞县人”删改为“鄞县人”等。其缺点在于会使不少信息散失，如上文将屠侨“累迁光禄大理卿”“雷火灾”及“九年，加今官”等删削，显然会使读者对屠侨的了解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不少删削还会导致原意改变，如《国朝典汇》所载“南京大理寺卿宋钦”“孙鹤年”，便均是由《世宗实录》“故南京大理寺卿宋钦”“长孙鹤年”删削而成，很明显意思发生了变化。

综而言之，后世以《世宗实录》为史源者既有官方著作，亦有私家史籍。相对来说，私家史籍似乎更多，这与明后期《世宗实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人们撰写当代史的热情空前高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采择方式主要有全文照录和删削更改两种。全文照录的手法虽相对简单，但却可为读者保存更为完整的史料。而删削更改若运用得当，不仅会大大节约文字，而且可使文意宛然，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但就实际而言，不少删改均导致了史料失真，即便被梁启超誉为前四史之外“最为精善”的《明史》，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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