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姝

李泰棻先生(1896-1972年)，字痴庵，晚年改字革痴。张家口阳原县揣骨疃村人。

与李先生“初识”，是在馆藏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刊印的《阳原县志》中。一次偶然的翻阅，了解到该书总纂李泰棻先生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笃纂辑的《西宁县新志》基础上，仅用三个月时间即纂辑而成其书。书中收入有自民国以来关于阳原县当时地价、工资、银洋比价等重要经济资料，更将一般方志所忽略的社会民俗、义和团及金石等设类列入其中。资料蒐集详富，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当时先生正而立之年，全不似想象中一般为耄耋老先生才修得了志书的……

先生幼年颖悟好学，家学渊源。在其父的引导下，专注于《论语》《左转》《春秋》《史记》等经史典籍，无不用功。十四岁以优异成绩入宣府中学读书。民国二年(1913年)，李泰棻考入北京大学，然因学费昂贵，遂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读三年级时，因当时各大专院校所讲授世界史教材，皆为翻译外国人着书，而立志编着八十万字《西洋大历史》一书，并在陈宝庄校长的鼎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出版，引京城各学府震动。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其后，该书多次再版，成为全国南北各大学讲授世界史之教科书。

北大教授李大钊作序感言：“西洋一书，本为常识所需……求之坊肆，乃无善本之可寻……李君独能于颠沛流离中，斐然成兹巨制，以飨读者，是又安能无感哉!”陈独秀教授亦作序赞誉：“我们中国所编译的西洋历史，从来没见过有如此详细又如此谨言的，实是佩服。”

先生青年得志，大器早成。未毕业即受聘私立民国大学、朝阳大学讲学;其后接受国立山西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延请教授历史。在对李先生的一生进行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先生早期对史学的研究出奇的勤奋，成绩也极为惊人。此后，又连续编撰出版《中国史纲》《西周史征》(五十七卷)等史学着作。这些皇皇巨着，于所学《中国书史》中多有记载，馆藏图书中，亦多所见识。知均为李先生所着，尤有亲切感。

史料显示：民国十二年(1923年)，鉴于李泰棻先生在史学界、教育界所做出的成绩，曹锟大总统令：给予三等嘉禾章。十四年(1925年)，因“教育有方、成绩卓着”，段祺瑞临时政府晋升二等。

嘉禾就是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古人视嘉禾图案为吉祥象征。嘉禾奖章设于民国初年，共分九等级。按授予对象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分别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民国成立后，嘉禾图案取代清代的龙纹出现在货币、徽章上，并具有简易国徽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国徽图案中亦保留有嘉禾图案。

李先生所着《新着世界史》《西洋近百年史》《中国近百年史》作为大学预科和高等中学之教科书，曾印刷十余版。但终因其中记有谴责外国侵略及掠夺行径的言论，当局惧畏“友邦”，以应“对内精诚团结，对外睦邻友好”之托词，下令停刊。

李先生才华横溢，以史学专家名享海内，领一代学风。一生却如同当时动荡时局，频换于北京、山西、天津、广州、沈阳等地的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还曾先后担任过绥远教育厅厅长兼全区禁烟会办、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北平市立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太原绥靖公署参议等政府要职。期间，受冯玉祥邀请，为其讲授《孙子兵法》和中外历史，后当了冯玉祥的秘书长。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时，曾让李先生跟随前往，“不过我没有进故宫，在故宫门外等着……”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被绞死后，没人敢出面，还是我出面买棺治丧。”直至1933年4月23日，按农历计算，李大钊就义六周年，李大钊的公葬仪式才在北京正式举行。由此事看，先生与李大钊烈士关系甚好，更有念曾给予的赏识之恩。

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泰棻尽辞所累，弃政从军，应冯玉祥再次出山邀请，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及第三集团参议，协助组织抗日同盟军。后冯玉祥离开北京，一些事交由李先生处理。当时，孙中山先生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要每日电报报告病情。“我每日都去协和，由人带路进入病房，当时病房中孙科、宋庆龄每天都守在旁边，我进去敬礼后说：‘大帅令我问候’，孙先生回答:‘好一些了’，我便回身拍电给冯，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离世”。

翌年，泰棻先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先生辞而未就。期间，就与冯玉祥断续往来六年中所亲历、亲闻、亲见的国民军史实，详以着述。“事过境迁，饮水忘源。不有记述，恐有亡佚。况且国民军之动作，有关国民党国者至大。”《国民军史稿》一书，三十余万字，为近代最重要文献之一。其中有附国民军机要往来电文、作战图录及国民军将领、文官简历、小照等重要史料。

1932年，着名画家、学者王森然着《近代二十家评传》，李泰棻先生与康有为、章炳麟、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郭沫若等名家同列其中……

先生一生着述比肩，早在总纂《阳原县志》之前，还曾编纂《绥远省通志》。该志书编排得当，条例清晰，史料网罗宏富。其编制体例开一代方志先河，为当时各省编志之典范。李先生不仅深于史学，于经哲亦多所研究。所着《正伪》、《周易通论》(未及刊印)及晚年于宣化师范学院任教时撰着的《老庄哲学研究》举证详核，言之从理，有自己独到的思想。

《方志学》，五十余万字，积先生二十余年治史心得及编纂志书之经验而成。全书主要阐述方志的选辑法、整理法、鉴定法等理论。应说方志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出现，可谓始于李先生。泰棻先生曾说：“人之哀莫过于心死，种之哀莫大于无史。即使勿能编纂全国之史，省县各志，亦省县各史也。不以其范围小而勿为，盖具体同也。”

先生之博学并不只在于此，痴庵先生在金石学方面也有专精之研究，这在其编纂的《阳原县志》中可窥一二。考虑到“吉金之学，素不为北方学者所重。故专着至少，而北省各志，十、九皆缺是门”，李先生从其所着《痴庵历代吉金图释》中“择其大部，以入本志。”其中收录了其父多年收藏的秦汉十余器，及先生节衣缩食所购商周青铜器等二十余文物。书中所录36件礼器、用器、兵器等器物图，皆由李先生的夫人刘慧贞女士所绘。据史料记载，先生还曾将家中旧藏，考释论证，细作研究，收入《痴郎藏金》一书。此外，李先生还就鲁迅故事采访周作人，写成《鲁迅遗事》书稿，惜未及刊印。

人无完人，时势风云变幻。抗战期间，李先生受汪精卫伪政府裹挟，于1938年冬至1939年在天津曾担任过伪教育局长一职。时间虽为短暂，但白璧蒙尘。李先生一度意志消沉，竟致染上吸食鸦片恶习。“我岂愿干，只是无法摆脱，都知道我是冯玉祥的人，我要真不干就有危险。”这分明道出了先生身为学者，无力抗争的无奈心情……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应察哈尔省吕复副主席的邀请，在察哈尔省立宣化师范学校(后改名河北省立宣化师范学院)任教，培养了大批师资。

1958年6月，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率全国文联参观团来张家口考察、参观时，因未能与先生谋面，临行致信当时在张家口教师进修学院讲授古典文学的李先生：“李泰棻先生：此次来张，失之交臂……”由此可知先生早年在学界声望，史学泰斗之名不虚。

“一树梨花满泪痕，剪来能带几分春。”看先生晚年诗作，想先生一生以学问立身，勤勉奋学，多才却遭逢乱世，命运多舛，在钦佩仰慕之时，亦不禁为先生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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