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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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宋代苏子美十分爱好喝酒。他住在岳父家中，每天晚上读书总要饮一斗酒（斗，古代盛酒器）。他岳父很奇怪，就去偷偷地看他，只听他在朗读《汉书·张子房传》。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指随从待卫之车），就拍案叫道：“惜乎夫子不中!”说完就满饮一大杯。又听他读到张良汉高祖说“此天以臣授陛下”时，他又拍案叫道：“君臣相遇，其唯如此！”说完又满饮了一大杯。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一斗实在不算多也。” [1]

解说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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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属四川），生于开封。宋代文人、词家。早年与其兄舜元等提倡古文。27岁中进士，历任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等职。后罢职，居苏州，作沧浪亭以自适。有《苏学士集》。传见《宋史》卷442。

以书佐饮，既是古人饮酒不忘学习的风雅表现，又是古人饮酒不肆铺张的直率纯朴之风的反映。苏舜钦以书佐饮，为后人传为佳话，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陆游也曾以书佐饮，他的诗《雁翅峡口小酌》中写到：“欢言酌请醥，侑以案上书。虽云泊江渚，何异归林庐。”清代文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诗中亦有“一叶《离骚》酒一杯”之句。清代后期曾做过礼部侍郎的宝廷也有诗云：“《离骚》少所喜，年来久未温，姑作下酒物，绝胜肴馔陈。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

典故

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说到名士苏舜钦“《汉书》下酒”的生动故事：“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 ，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释义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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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苏舜钦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私下察看。发现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每有感慨，就饮一大杯。杜衍听说，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元人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以及明人何良俊《何氏语林》卷二一也都说到苏舜钦“《汉书》下酒”故事。明人吴从先《小窗自纪》也提到这一故事，并且以其他史书和《汉书》比较：“苏子美读《汉书》，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余读《南唐书》，一斗便醉。”

扩展释义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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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饮酒读《汉书》的事迹说明，作为正史的《汉书》曾经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而在此后，“《汉书》下酒”则成了著名的典故，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侦戏》中就曾经写道：“且把抄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

读书下酒，体现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明代文人沈璜《题沈启南奚川八景图》诗写道：“奚川八景不可见，尽情敛取入画图。”“读书有此下酒物，秫田可酿钱可沽。”似乎是说欣赏诗画以为“下酒物”。清初名臣陈廷敬撰《于成龙传》则说到读唐诗下酒的情形：“夜酒一壶，直钱四文，无下酒物，亦不用箸筷，读唐诗写俚语，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之为酒为泪也。”诵诗赏画以下酒，或因其艺术气氛与醇酒之香冽颇相接近，比较容易理解。而读史下酒，就史书通常古板严谨的风格而言，似乎有些不近情理。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时，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的故事。《旧唐书·李密传》写道，李密“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卷书读之”。越国公杨素行路相逢，见此大为惊异，乘马追行，感叹道：“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又问所读书，李密回答说：“《项羽传》。”于是杨素大为爱重。《新唐书·李密传》也写道：“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这一情节流传久远，于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作《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诗中也感叹道：“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汉书》挂牛角”事，成为名士风范的一种标志。

明人沈周《题朱泽民为良夫作耕渔轩图》诗有“《汉书》自可挂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壶”的名句。“牛角”和“酒壶”适成佳对。所谓“一手捉牛，一手翻卷书”，所谓“满饮一大白”、“复举一大白”等等，显然并非杨素所谓“耽学”，而是作为一种表现风雅俊逸的情节透露了当事人的特殊性格。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发表这样的历史感受。他说：“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毛泽东的认识，固然表现出对历代“乱”和“治”的特殊的个人情感倾向，但也反映了项羽、张良时代的历史进程确实引人入胜的历史特征。当然，能够实现历史本身和读史者之亲切沟通的，是著史者的高明手笔。史事本身的和《汉书》叙事的魅力，共同成为《项羽传》和《张良传》得以与“牛角”、“酒壶”合构为故事的重要条件。

我们知道，《汉书》中《项羽传》和《张良传》的记述，都是本自《史记》。顾颉刚先生曾经在《司马谈作史》一文中写道：“《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当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世，叱咤千古。”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看来，要追求“笔力之健”似乎应当首先以“史学见解之深辟”为前提。

“《汉书》下酒”已成遥远古事，读现今之史书，似不复有《史记》、《汉书》等“如此下物”。所谓“一斗便醉”《南唐书》一类，或许也并不多见。史界朋友若有谁著书既“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又“震撼一世，叱咤千古”，我们自然应当真挚感佩，诚心祝贺，为之“满饮一大白”，“复举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