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中国史的认识开始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写的《史记》，作为中国私人著史的开端，太史公父子不仅将神话中的五帝时代到西汉初漫长而繁杂的历史整理成一部辉煌巨著，也为后世著史者“打了样”，为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记》这座万丈高楼是不可能凭空“平地起”的，那么为司马迁参考了哪些文献资料？又是谁为他打下了基础呢？

《春秋》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在他生活的西汉前期，许多历史记录已经散佚，有许多历史传说“不雅驯”，还有《禹本纪》 《山海经》等“文献”荒诞不经，这给他的著述带来了很大困难。

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收集各类传说，并将其中与《尚书》等古书不相悖的部分收录入书中；他也曾经访问楚汉战争的亲历者，获取第一手历史资料。

然而，这些零碎的材料不足以支撑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

司马迁接着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可见，《春秋》《国语》也是《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

《关羽读春秋图》，清，周璕，绢本设色，纵188厘米，横93.4厘米，现藏中国美术馆。《春秋》之名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关云长夜读《春秋》的典故国人耳熟能详，但因为《春秋》内容枯燥，非文史相关专业而真正读过《春秋》的人少之又少

《孔子圣迹图之删述六经》，清。传统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但根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年，晋国使者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了《春秋》，当年孔子只有11岁，应该不是《春秋》的作者

《春秋》之名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关云长夜读《春秋》的典故国人耳熟能详，“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句话也言犹在耳”，但是非文史相关专业而真正读过《春秋》的人，却少之又少。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周易》的古奥晦涩相比，成书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春秋》阅读难度并不算高，但是当你翻开这部古书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部书实在是有些枯燥。

例如《春秋》的第一篇《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可以看到，这一篇总计六十余字，所记史事极其简略，记时、记事、记人，但是所记的史事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宛如一篇流水账。与《史记》中丰富的历史情节相比，《春秋》的内容明显缺乏趣味，被王安石目为“断烂朝报”，这也正是少有人单读《春秋》的主要原因。

只要我们认真观察《春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部鲁国本国的历史记录，以年为单位，记录了从鲁隐公至鲁哀公共12代君主240余年的鲁国重要的祭祀、外交和内政事件，笔法极为冷峻。

实际上，《春秋》应当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下》就列举周、燕、宋、齐之春秋。同时，孟子也曾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按照这种说法，春秋各国已经普遍开始编纂以国君活动为中心的国史，这些国史统称为“春秋”，而各自又有自己的题名，晋国国史名为《乘》，楚国国史名为《梼杌》，而今本《春秋》则是鲁国自己的国史。

《孔子圣迹图之西狩获麟》，清。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鲁哀公西巡猎获麒麟，相传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辍笔

《春秋》这类由国家专设史官记录的历史，虽然只记大事，少记细节，却相对中立客观，为后世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公羊传》砖，东汉元和二年（85），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秋三传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在他生活的西汉前，为“破译”《春秋》，“春秋三传”便诞生了。

《东周列国故事·掘地见母》。《左传》第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穀梁传》仅发表阐释，但《左传》却清楚地记载了事情的全过程

古人将《尚书》 《周易》 《春秋》等传说由圣人创作的“原典”称为“经”，而解释阐发“经”含义的作品则称为《传》。也就是说，“春秋三传”是为了解释《春秋》诞生的，即是阐释《春秋》之意的三部“传”。

“三传”分别为《春秋左氏传》（《左传》）、《春秋公羊传》（《公羊》）和《春秋穀梁传》（《穀梁》）。《左传》相传为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公羊》为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所作，《穀梁》的作者鲁人穀梁赤相传也是子夏的学生。出于齐鲁的“春秋三传”以不同的角度，阐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后世的著史和解经提供了新的思路。

为了读者能够更直观感受到“三传”阐释《春秋》的不同角度，我们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春秋》第一篇《隐公元年》写道：“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九个字极为简单，但是被列入《春秋》之中，显然也非常重要，可是《春秋》的记载却极为模糊，我们无法从中得知什么是“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就清楚得多，郑伯即郑国国君郑庄公寤生，段为其弟共叔段，二人为同胞兄弟。郑庄公之母武姜因生产寤生时难产受到惊吓，于是乎爱幼子共叔段而恨长子郑庄公，她甚至曾想立段为丈夫郑武公的继承人，却并未成功。庄公即位后，武姜为共叔段向郑庄公讨要制、京两个富庶的邑，臣下提醒庄公当心共叔段野心勃勃，庄公却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继续纵容弟弟。之后，过度膨胀的共叔段与武姜密谋反叛，准备已久的郑庄公于鄢地大败叛军，段奔逃于卫。在讲完这个故事后，《左传》继续说，之所以《春秋》中说“郑伯克段于鄢”，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行教诲，之所以用形容两国战争的“克”来定义郑庄公扑灭叛乱，是因为此时庄公与共叔段已经俨然是两个国家；赶走共叔段是庄公的本意，所以《春秋》在此地便不提共叔段逃跑。总之，这句话是对郑庄公的责难。

同样一句话在另外两部书中，则完全未述该事件全貌，仅发表阐释。《公羊》对“克”的解释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克”即“杀”，之所以夸大庄公的恶，是如果当初庄公不给共叔段两个邑，之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而《穀梁》则将“克”理解为“能够杀”，《春秋》用“克”而不用“杀”是因为共叔段的军队已经很庞大，不再是一个人了。《春秋》既不说共叔段是庄公之弟，也不说他是郑国公子，是因为共叔段失去了弟弟和公子的道德准则；同时，认为《春秋》强调“于鄢”是因为郑庄公通过纵容共叔段使他反叛，并在遥远的鄢地击败他，可见庄公处心积虑，实属过分。《穀梁》还提出，如果郑庄公减缓追击速度，让弟弟逃掉，才算符合亲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理。

从上文中春秋三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三传侧重点各有不同。《左传》更重视其历史脉络，《公羊》和《穀梁》则更重视其中的道德义理和政治意义。

《史记》的先声

但不得不说，《左传》是所有文献中最为详尽的。甚至可以说，离开《左传》无以研究春秋史，这也是太史公父子在撰写《史记》春秋部分时大量引述《左传》的原因。可以说，假如没有《左传》，我们今天研究春秋各国，将会和研究西周历史一样举步维艰，并且春秋时代文化、信仰、艺术和那些生动的人物都将再难还原。

之所以《左传》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生动的细节，正源于这部史籍与《春秋》的重要区别。《左传》所记的史事并不局限于鲁国的庙堂之中，而是包罗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诸侯国，所记之事既有宫闱之间的秘史，也有强族内部的钩心斗角。例如在“郑伯克段于鄢”中，《左传》除了记述郑庄公、共叔段与武姜的政治斗争，还记录了郑庄公击败共叔段后，将母亲幽禁至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庄公思念母亲，又不愿破誓，颍考叔为他献上计策，让庄公挖地道至地下水，在地道中与母亲相见，这并不违背庄公的誓言，最后“遂为母子如初”。

晋成公的女儿赵庄姬嫁给赵氏族长赵朔，在寡居后与赵氏的赵婴私通，赵婴后来被同族的赵同、赵括驱逐出国，赵庄姬为报复，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赵括、赵同等人被晋军杀死，赵朔的遗腹子赵武被庄姬蓄养在宫内，长大后继承了赵氏家业，这就是《赵氏孤儿》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既没有老奸巨猾的屠岸贾，也没有忠诚坚忍的程婴、公孙杵臼，完全是赵氏内部的倾轧。

文字因果完备、细节丰富、情节生动，显然不是著《春秋》的鲁国史官有能力记录的，应当来自郑、晋两国的国史。这表明《左传》的作者并非单纯的著史者，更是收集、整理、编辑史料的“高手”。在著名的王子朝之乱中，周王室藏于密府的史料被失势的王子朝及其党羽裹挟着逃往楚国，可以想象春秋末年，各国都进入了“礼崩乐坏”的阶段，即便晋、楚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免于内乱。“王子朝之乱”这样的史料流出应当不是孤例，或许正是有心人收集了各地流失的史料，并去芜存菁，最终撰成了这部煌煌巨史。可以说《左传》的作者收集了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史料，这成为后来的《史记》等通史广泛征集史料的先声。

《国语》

《左传》之外，左丘明还著有另一部史书《国语》。与《左传》呈编年体体裁不同，《国语》的体裁为纪事本末体，虽然各篇以国别为单元，但是每一篇都大体完整地记录一桩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不为时间所割裂，对我们了解完整的史事颇有助益。

《国语》，明万历时期吴勉学校正本

与《左传》相比，《国语》更加偏重记言。《史记》在撰写过程中，司马迁也参考了《国语》的内容，不过在采用《国语》时，他似乎有所保留。如《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在讲述周幽王覆灭一段引用《国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的文字，采用的部分是周史官讲述的周宣王时“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古怪谶语和褒姒将为祸王朝的预言。

有趣的是，在《国语》该篇章中，史伯在讲完褒姒的预言后，还预言了周幽王废长立幼之后太子宜臼将逃亡至申国。幽王因此伐申，而申则将引入犬戎攻灭幽王，周王朝社稷不存。结合《竹书纪年》 《清华简·系年》等史料记载，史伯的预言与之后的犬戎之祸高度相合，却没有被司马迁所采用，《史记》在犬戎之乱一节引用了不知来源的“烽火戏诸侯”故事，殊为遗憾。

《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图》轴，清，苏六朋，绢本设色，纵116.5厘米，横41厘米，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战国策》语言精练活泼，故事生动，记载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冯谖客孟尝君”

当然，不管《左传》的史料价值多高，都只能包含春秋时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53）的史事。司马迁要续写《史记》至之后更为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则必然参考更晚的文献。《汉书·司马迁传》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左传》 《国语》前文已述，《世本》已经亡佚仅存残篇，《楚汉春秋》为西汉陆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北宋后散佚。《战国策》今天依然保存得较为完整，可供我们参考。

《史记》采《战国策》吗？

《战国策》为国别体史书，以国别为单元，记录战国策士的“纵横”之事和各国在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语言精练活泼，故事生动，将涉及的策士、名臣、国君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我们今天所用的“惊弓之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前倨后恭”“狡兔三窟”等成语皆出自该书，而“邹忌讽齐王纳谏”“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冯谖客孟尝君”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也载于《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西汉，纵13厘米，横31厘米，现藏湖南博物院。《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类似，主要记述战国时期策士纵横外交的故事，很有可能在编纂时都参考了藏于汉王朝秘府中记载战国时代的文献，因此出现了若干相同的记载

在《史记》中，许多战国时代的史事如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荆轲刺秦王等，情节正与《战国策》记载相合，仅有字句不同，这也成为学者们笃信《史记》采纳大量《战国策》内容的重要证据。然而，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硬伤。《战国策》为西汉宣帝、成帝时刘向所编定，此书书名也为刘向所定。《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早于刘向，先成书的《史记》怎么会参考引用更晚的《战国策》呢？因此，明清以降，不少学者都认为《史记》采《战国策》并不靠谱，更可能是反过来，即刘向在编撰《战国策》时，参考节选了《史记》中的段落。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发现一批汉代帛书，经过整理，其中有一部《战国纵横家书》引起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发现，《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类似，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策士纵横外交的故事。其中有些章节与《史记》和《战国策》中的篇章大体相同，《战国纵横家书》的下葬时间是汉初文帝时，比《史记》和《战国策》都更早，这部书的出现很可能推进我们对《史记》和《战国策》关系的认识。

《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有6章同时与《史记》《战国策》相同，有2章仅见于《战国策》而不见于《史记》，有1章仅见于《史记》而不见于《战国策》。不管是《史记》采自《战国策》，还是《战国策》采自《史记》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更有可能是《史记》 《战国策》乃至马王堆的《战国纵横家书》在编纂时都参考了藏于汉王朝秘府中记载战国时代的文献，因此才出现若干相同的记载，而不同的作者由于对材料的甄别挑选标准不同或仅是单纯地没有见到相关材料，才使三部著作呈现出今天看到的部分篇目重合、部分篇目仅见的情况。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写到战国时，纵横家用于谋划计策的书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他将这些书编纂为《战国策》。如此来看，刘向口中所说的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书，或许就是《史记》 《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参考的底本。

《史记》汲取了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或未能提到的先秦文献的精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今天，当我们阅读《史记》时，不仅要认识到这部巨著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智慧和心血的结晶，也要记得，在《史记》的背后，《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文献同样伟大。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