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文史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古，中国文论中就有“六经皆史”“文史互通”的说法。可见，历史从来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参照和资源。曾有人说：“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写历史。”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将关注的焦点从历史的“实在”“本体”和“认识”倾斜到了对历史的“叙述”。

最近，重读《真实：花非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作者广西师范学院李仰智提出了历史言说的真实性问题，论及了历史的“真实性”是如何从“历史的本体”转向“历史的叙述”。书中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必须站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重新思考的核心命题，颇有深意。

李仰智指出，历史本身并不具有文本化的可操作性，恰恰相反，历史的动荡不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标本的制作。有史以来，历史事实上就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面对要不要历史和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挽留住历史记忆的问题，对历史通过“文本化”的努力加以企及，就成了历史学家和关注历史的文学家无可选择的选择。李仰智强调，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使历史的叙事性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进而，历史的叙事性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成为历史言说不可逾越、难以回避的终极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真实：花非花》对此进行了刷新式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其一，历史真实不可再现，只能企及和悬隔。一切历史的、文学的文本都不可能将历史真实完全呈现。恰恰相反，似水年华的流逝远比山水的阻隔更无情，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谁也无法插上一双具备特异功能的翅膀，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中那不同朝代重重叠叠的山川河流，回到过去，手捧历史的文本去一一对照历史的本体追向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每一种历史言说都被一个视角所照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当然也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书写都距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历史真实的刻意追求和实证难以达成，只能无限追求或者在策略上悬搁。

其二，个体生命是联通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节点。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的书写也是由人来叙述的。以此进一步推导，历史、历史言说和历史文学的写作三者有一个共同的契合点——个人的存在特别是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这个意义上，三者保持了空前的默契和高度的一致，形成一个可以自由往来互通有无的平台。这意味着对历史真实探求的重心不再仅仅是历史真实是什么，而是以什么方式从哪个角度对历史进行阐释。就是说，历史真实我们无法完全获得，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的文本中感受到真实，并以此逼近真实。在这一点上，就找到了进入历史追问真实的大门，而个人的生命存在和感悟是打开这个大门的金钥匙。

其三，叙述历史的单位从“大词条”转向“小词条”。文学对历史的言说，以往大多从“大词条”入手。比如“国家”“民族”“阶级”，这当然无可厚非，它们体现出的历史观、价值观也以集体为本位。新时期以来，书写历史的单位逐渐转移到“村落”“家族”，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历史书写尝试把书写历史的单位聚焦到最小的单位——“人”和“个人”。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历史中的人和人心中的历史显得格外细腻和亲切。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对不同的历史表象赋予新的意义并使之走出被关押已久的时间，让一个个历史人物从历史僵硬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得以死而复生。历史言说也得以在人性上把历史的两个层面有机统一，由生存个体去感知个体生存，彰显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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