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

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

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董仲舒并非司马迁的老师

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司马迁与董仲舒有过面对面的交谈，并且在《史记》中为董仲舒修撰了第一篇传记，为后世的董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给司马迁在董学史上定位的话，称之为董仲舒和董学研究的“第一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时过境迁，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变迁，当时非常清楚的问题，或者说不成为问题的事情到当今也成为问题。目前，学界对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南宋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十二《董仲舒论春秋》按语中首次提及这一问题：“仲舒此论见于太史公自序其学粹矣，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则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

后世学者多认可这一观点，例如，张大可在《司马迁创作系年》一文中将“司马迁受公羊学于董仲舒”系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认为司马迁壮游归来后曾于茂陵邑接受董仲舒教诲。

但也有学者明确断定董仲舒并非司马迁的老师。杨燕起在《司马迁与董仲舒》一文中提出，司马迁明确反对天道观、因果报应说以及阴阳五行论。

否定了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观点。张韩荣发表《董仲舒、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一文，题目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表达。

该文以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为靶标，认为司马迁学术来自家学，司马谈不会让司马迁投到董仲舒门下，否认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

陈桐生以为，从司马迁“闻董生”来源于古籍，不一定直接听闻董仲舒，《史记》《汉书》没有记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邑之说法不可靠。

司马迁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如班固，司马迁对春秋史事评价兼采《春秋》三传，司马迁与董仲舒有相同的文化渊源才导致部分论点相同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个别学者否定司马迁属于公羊学派。如赖长扬论断司马迁作《史记》是对春秋公羊学的批判。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整个春秋公羊学之基础，“天人感应”是其主要内容。

司马迁对阴阳五行说和《春秋》持批判态度，对朝代兴衰更替原因的阐释以及对于天道、天命等是否定和批判的。

杨向奎则直接论定司马迁为前期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两篇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尚未脱去旧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影子仍在，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阶级划分方法依然支配学界。董仲舒与司马迁都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或支配。

董仲舒虽作为公羊学大家，但也很明显地吸取了《谷梁传》和《左传》的内容，同样司马迁虽在春秋史上主要使用了《左传》的史料。

但在义理上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绝对化地把司马迁归于或排除在公羊家之外都是不合适的。严格来讲，司马迁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

继承董仲舒的衣钵

大部分学者以为司马迁史学思想方法承袭并在写作《史记》过程中贯彻了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董仲舒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又与董仲舒的观点存在差异。

吴汝煜较早提出了司马迁对以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学持批判与继承的态度，辩证分析了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关系。

汪高鑫认为公羊学对司马迁史学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还是董仲舒对《史记》写作影响最深，从天道观、古今观和大一统观等方面对司马迁史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

学者沿着这一正确的方向对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不同学者的立足点会有不同，所强调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

但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共识：一方面，都承认包括董仲舒在内的公羊学派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司马迁学术深受董仲舒影响并服膺公羊学，并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公羊学思想。

在“大一统”“天人关系”“三统论”“别夷夏”“安民保民”等方面继承了董仲舒的衣钵，并体现在《史记》的历史叙述当中。

另一方面，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司马迁在批判性继承董仲舒思想的前提下，又与董仲舒思想有不少差异，在某些方面发展了董仲舒的学说。

边家珍认为，司马迁在董仲舒“王鲁说”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据鲁说”。陈璐认为，司马迁对董仲舒天人关系理论中“人”的含义作了界定，区别灾与异不同，有“灾后异先”说。

宋馥香、石晓明则强调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表述逻辑的不同，董仲舒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司马迁则是通过抽绎的方法来表述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独到见解。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关注到的上述三个问题或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但是从时间维度。

对于董仲舒和司马迁人生经历是否存在交往的可能性没有进行过考证，对于二人在学术探讨交往方面的具体内容也较少系统考察。

本文意在考证司马迁和董仲舒人生经历交集以及二人交往内容的基础上，阐述司马迁在董仲舒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

进而比较系统地探讨司马迁在历史观上对董仲舒的继承，阶段性地解决司马迁和董仲舒关系问题。

考察可知，司马迁并不是董仲舒的入室弟子，其本人并未明确提及自己是董子的徒弟，但司马迁曾经向董仲舒请教过学问，董仲舒向司马迁提供过自己的见闻资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留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是董仲舒研究的历史第一人。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写就了董仲舒第一份比较完整的传记，为后世的董仲舒研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董仲舒研究有三大部分史料可以利用：一是《春秋繁露》及少量散见古籍中存世的董仲舒著作，并且这部分著作还被古往今来的部分学者质疑真伪；

二是董仲舒的两部传记、少量历史文献中董仲舒生平的零星记载，以及有关董仲舒的大量诗文；三是现当代大量的董仲舒研究的专著和文章等。

其中董仲舒两篇比较完整的传记：《史记》之《儒林列传》中有关董仲舒的部分，保存了443字的董仲舒生平资料。

《汉书》之《董仲舒传》，有8841字的材料，其中有关“天人三策”的内容8009字，余下的832字才是董仲舒生平资料。相比之下，《汉书》的内容很多。

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全文著录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内容，其生平简史多抄录《史记》，内容大同小异，部分内容甚至是原文抄录。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史记》董仲舒传记内容，就弥足珍贵了。另外，在《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刺客列传》中有少量的有关董仲舒的内容，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史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董仲舒的籍贯、事迹、贡献、学问传承等，为董仲舒研究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本人与董仲舒虽然相差50多岁，但是两人曾经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过，对现代学者而言是同一个时代的古人。

而且二人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一起探讨过学问之道，董仲舒也为《史记》创作编纂提供过材料，也曾给司马迁提出过指导意见。

如果没有司马迁撰写的董仲舒的传记，可能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就会完全湮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之中，后世研究董仲舒会更加困难。

为了理论的圆融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排斥秦为一统。周汉之间的秦王朝国祚日短、使民暴虐、刑法刻苦，并且在服色制度上汉承秦制。

《史记》有关董仲舒的资料可以概括评价为研究董子学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是董仲舒研究必须关注不可能绕开的材料。对董学研究来说，如何高估这部分资料的价值都是不过分的。

结语

综合考察司马迁和董仲舒的人生经历的交集来看，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但二人确有过交往。

司马迁正值二十岁的青年时期，壮游归来后，向董仲舒请教《春秋》的学问，并为撰写《史记》向董仲舒询问一些口述材料。

司马迁继承和传播了董仲舒的部分思想，并融入《史记》之中，主要有两点：一是认可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业为汉立法的思想；二是接受了董仲舒的三统理论。

至于大一统、灾异论、夷夏论，二人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司马迁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羊学派学者，只是继承吸收了董仲舒公羊学派的一些理论而已。

但是，司马迁撰写了董仲舒的第一部传记，为董仲舒研究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不愧董仲舒研究第一人的称号，为董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大可.司马迁生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 杨燕起.司马迁与董仲舒［J］.史学史研究，1986（4）：25-34

3. 张韩荣.董仲舒、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7）：13-17

4. 陈桐生.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14-20

5. 赖长扬.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J］.史学史资料，1979（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