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有一个宅男，他不光宅，据说还有点社交恐惧症，不爱见人。但这个宅男，读书很刻苦，他白天躲在家里苦读经典，夜晚就望着星空思考人生。

到了30岁的时候，他办了个学校，开始传道授业解惑，但他讲课的方式很有意思，可能是有点社交恐惧症的缘故，所以，他在教室里挂着一道帷幔，学生们在帷幔之外听讲，他坐在帷幔之后讲课，反正就是让你看不见我。

但尽管如此，他的课却讲得非常好，所以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以至于后来他的不少学生都学业有成了，有的混了个一官半职，有的甚至还做了诸侯国的国相，但愣是谁都没机会一睹这位老师的真容。

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君王治理国家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后来他的名声越传越响，再加上他还自带神秘的光环，慢慢地就被当时的皇帝，也就是汉景帝给注意到了，汉景帝听说有这么个奇人，于是就把他征召进了朝廷，让他做了博士的官职，也随之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这个宅男就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并影响后世长达2000多年的大思想家董仲舒。

据说董仲舒被汉景帝征召为博士之后，汉景帝让他掌管经学的讲授。

当时的汉帝国，推行的是黄老、刑名和儒学各家并存，彼此兼容的局面，不过总体来说，黄老之学仍处于主流的地位，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思想在汉朝初年是非常符合当时要求的，也让汉帝国仓廪丰实，府库充盈，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但随着汉武帝即位，这位野心勃勃的少年天子发现黄老学说的“无为之治”，只能在民力凋敝的时候让人们慢慢地自食其力，吃饱肚子，但如果想要让国家达到强盛，却差得很远。

在帝国内部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各诸侯王尽管受到了“七国之乱”的打击，可还是很骄横，对中央的威胁始终存在，而在对外关系上，黄老学说的“无为之治”不提倡煊赫的武功，因此无法震慑周边四夷，尤其是匈奴，他们屡屡寇边，而大汉帝国却只能通过屈辱的和亲来换取一时的安宁。

所以，在当时看似升平的表面下，实际上西汉帝国已经潜藏着严重的危机。

年轻的汉武帝一心想做一个有为的君主，而不是像他父亲汉景帝那样的守成之君，所以他想对统治的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向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帝王一样，建立煊赫的文治武功。

但是，汉武帝即位时，只有十几岁，当时的朝政大权把持在窦太后的手里，而窦太后是黄老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最开始汉武帝想改变国家统治学说的时候，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

就在汉武帝和老太后名明争暗斗的时候，董仲舒发现还没到自己发挥光和热的时机，所以他一直躲在家乡的书房中潜心研究儒学。

到了公元前135年5月，窦太后终于去世了。于是在第二年，汉武帝开始迫不及待地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他下了一道诏书，让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等人举荐贤良方正。

诏令一下，各地就举荐了不少读书人，而董仲舒感到时机已到，于是也来到了京城。

当时，汉武帝亲自策问这些读书人治国安邦的道理，汉武帝是连问三策，董仲书也是连答三章，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而董仲舒的这三篇对策，阐明儒理而不迂腐，文采焕然而不浮夸，是历史上难得的佳作，后来被班固全文收录进了《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体系，其中包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还有大一统和尊王攘夷、并且倡议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的制度……

比如，董仲舒根据儒家经典《公羊春秋》提出了“大一统”论，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

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董仲舒的这篇策论，深得倾心儒学，急需要一个统一思想来稳定朝局，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的喜爱。

于是，汉武帝马上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汉朝还建立了太学，并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而朝廷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所以，大量的儒生得以入朝为官。

然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但却并没有把董仲舒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把他外派到诸侯国去做国相，同时汉武帝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也没有只用儒生，而是儒家与法家并用，王道与霸道并存，这才有了后来北击匈奴，威及西域的大汉雄风。

当然，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生渐渐走向了历史的前台，大量的儒生得到了重用，但是重用儒生并不代表只用儒家学说，实际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汉宣帝，都采用的是“霸王道杂用之”的儒家，法家相糅和的治国理念。

另外，虽说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但实际上是吸收了一些阴阳家，刑名家的观点，其学说除了大一统思想外，像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基本上都不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因此，董仲舒的儒学，其实是经过他改造后的儒学，和孔子的思想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但正是这些杂糅的学说，它更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所以比起纯粹的儒家学说，就更容易被汉武帝所接受。

然而，实际上从汉武帝到汉宣帝，一直都没有完全地使用儒生，而只是利用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当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也不仅仅迎合了帝王的统治需求，他的“天人感应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个人的私欲，因为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皇帝，如果帝王昏庸无道，就会给天下，给百姓造成最大的灾难，所以董仲舒就搬出个“天”来约束皇权，他说：人君为政要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那么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用“天”来，戒惧皇帝，用“天”来限制皇权，这也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应该说是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才让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影响后世长达两千多年。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和孔子的思想，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假想一下，如果孔子看到被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终于登上了历史的前台，相比他的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而不被人重用的处境，他是该高兴还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