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镇

十岁那年，司马迁的父亲带他进长安见世面，那是他第一次到长安。那时候的长安就像现在的北京，是各地青年的逐梦之地。在此之前，司马迁一直都生活在韩城的龙门山，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小镇青年。

龙门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今天属于西安和陕北的中间地带，古代则是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交界处。所以，司马迁说自己是“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龙阳”，一边耕种一边放牧，属于耕牧交界地的特色；河就是黄河，山就是龙门山。当时黄河“几”字形最上面的区域被匈奴控制，所以那是一片汉人与匈奴人的军事冲突区域。司马迁的家乡龙门距离军事冲突前线也就两百多公里。正是这种出生地的文化冲突与交流，让司马迁对不同文化的不同人有了独特的理解，以及异乎常人的包容度与好奇心，这可能是他未来写作的心理基础，也是一种出生地优势。

十九岁的时候，司马迁随全家迁居到长安的茂陵。这次迁居其实是一个政治事件，起因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团，把各地豪强与家产三百万以上的家庭都集中迁到茂陵，方便皇家管理，防止地方豪强作乱。司马家是历史上的名门，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在汉代开国时期做过长安四大交易市场之一的管理官员，为司马家积累了巨额资产。司马无泽又给儿子司马喜买了一个五大夫的爵位，开始进入官场。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则通过走学术路线获得了太史令职位，可见家族实力不一般，因此才会被当作豪强大族而强行迁居到长安郊区的茂陵。

不过，正是住在茂陵这个机缘，让司马迁得以认识各地豪强后人，以及各路豪杰侠客。当时的关东大侠郭解就在茂陵，司马迁目睹过此人的豪侠风采。当时的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司马相如也在茂陵，司马迁曾经问学于孔安国和董仲舒。可以说，迁居长安让司马迁从一个小镇青年，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视野的文艺青年。

2.行路

作为文艺青年的司马迁可以说是运气极好，不仅遇到了长安的好时候，也遇到了一个热爱文艺的学者老爸。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先后跟随著名学者唐都、杨何、黄子学习了天文地理和易经方术，又对历史写作有特别兴趣与志向，而且老早就制定了庞大的历史写作计划。

估计是预料自己无法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司马谈老早就开始培养儿子的学养与文才。不仅带他去当世大儒孔安国、董仲舒那里学习，还给他经费让他有机会去各地采风与游历，为为未来的历史写作打下坚实的调查基础。

司马迁的南游，从长安出发，一路向南，先到长沙的湘江凭吊了屈原；然后向东，在庐山观看了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随后，他一路向东，到会稽太湟。接着，他又向北进发，上姑苏台，眺望五湖，最终抵达山东曲阜，也就是孔子的故乡。采访完孔子的事迹，他开始了归程，一路向西经过洛阳，最终回到了长安。可以说，他的南游绕着中国的核心区域走了一圈。

回到长安后不久，司马迁就做了郎中，郎中是就是皇帝的侍从，随时都要跟在皇帝旁边听候差遣。因为这个便利，汉武帝出游的时候，司马迁又把中国的北方走了一圈。后来他又奉命西征，路过蜀地，最远到了昆明。这样一路走下来，司马迁几乎可以说是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些行走都为后来书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调查基础。

在他奉命在西南地区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在跟随汉武帝祭天的时候重病不起。司马迁感到洛阳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也正是这次见面，他父亲给了托付了一个家族使命：写一部大历史书。他父亲的原话是这样的：“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大意是说，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盛世，应该把历史演变记录下来。

司马迁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听完儿子的承诺，司马谈才放心离去。接受了父亲的嘱托，对司马迁而言其实就已经接受了某种命运。守孝三年后，司马迁当上了太史令。

随后，他又准备了几年，在太初元年（前104）的时候，开始了《史记》创作。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3.挫折

开始编写史书的第五年，司马迁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劫难：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给同僚李陵多说了几句公道话，其实他跟李陵仅仅是认识而已，并没有深入交情。问题就在于李陵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原本汉武帝派他小舅子李广利去打匈奴，是想让他立功受赏，结果名将李广后人李陵站出来也要去打仗，还说只带五千人马就可以。汉武帝一想，他去还可以牵制一下匈奴，就派他去了，还另派了援兵接应。

不过，开战后李陵吸引了匈奴五万人的兵力，又得不到友军的及时支援。最终，投降了匈奴。汉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询问大臣们的看法，很多人都说李陵该死，问到司马迁的时候，他凭借汉武帝平时对他的欣赏，就说了一通实话，大意是说李陵平时是个又讲义气又孝顺的人，这次孤军深入没有得到救援，最终失败，但是也杀敌上万，应该将功赎过。

汉武帝一听就怒了，因为司马迁说破了他用小舅子李广利打仗立功的用心，还说破了李广利没去救援这个事实，等于把问题引导了汉武帝这边：一是说他偏袒亲戚，二是用人不当，出兵战略不对。这等于是间接否定了汉武帝的这次军事行动。这下刺痛了汉武帝的神经，直接把司马迁关进了大牢。

司马迁的前半生可以说是顺分顺水，有一个好父亲，有不止一个好老师，还遇到了一个欣赏他的君主。可是，他这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我想起现在的一句话：道理都懂但却过不好这一生。司马迁在遇到被宫事件以前，可以说是饱读诗书，作为太史令也应该看遍了史籍，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做了那样不合时宜的选择？

想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底子里的天真气息，让他敢于为道义而说话；二是据学者考证，汉武帝对他很欣赏，因为竟然允许司马迁和自己一起“入寿宫侍祠神语”。这种隐秘的巫术仪式可以带着司马迁，可见汉武帝对他的赏识。不过也恰恰是这份赏识让司马迁误以为自己可以跟皇帝直抒胸臆。没想到，这多说的几句话让他痛苦终生。

不幸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一年后又传说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这下汉武帝更加愤怒，直接杀掉了李陵全家。司马迁因为给李陵说过好话也受到了牵连，按当时的法律，诬上是死罪。司马迁可以选择死，但是父亲的嘱托还没完成；他也可以选择拿出五十万钱赎罪，但是他是一个一心治学的人，没有什么钱财，他家族与朋友大概是害怕引来灭族之灾也没有人敢出手帮助他；最终，他只能选择以宫刑替代死刑。这次刑罚对司马迁的精神改变很大，他终于明白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文官，其实跟倡优没什么区别，都是皇帝的玩物。他也会终于看透了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与残暴不仁，终于不再天真地觉得皇帝欣赏他就可以说真话。

司马迁受宫刑过后第二年，遇到大赦，获得了自由身。这时候，汉武帝可能也心态平和了一些，或许心中还是有所愧疚，出于无意识的补偿心理，加上司马迁还有用，就把司马迁任用为中书令，一个比太史令更高的位置。

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背后的儒家背景，汉武帝是想用他来平衡权力。这也能是一种原因，但是他与皇帝的这种关系，让我更加相信应该不那么简单，有无意识的补偿，也有意识层面的赏识，还有权力层面的考虑，或许都有吧。无论如何，司马迁再次回到了皇帝身边，这一次他大概切身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从那以后他谨小慎微，再也没有跟别人说过什么公道话。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为了写出那部大历史书，司马迁忍辱负重了多年，一个人默默地写作，最终完成了《史记》。

4.恶气

在完成著作之前，他的一个朋友任安遇到政治斗争，大难临头之际曾经向司马迁求助，希望他能在汉武帝面前说几句。但是，有了之前的悲惨教训，有着对汉武帝残暴脾气的了解，这一次司马迁选择了沉默。

直到听说朋友任安即将被处死，他觉得再不说话，老朋友就再也听不到自己的心声了，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报任安书》。这时候，他的《史记》已经完成，在做最后的修订，所以他其实已经豁出去了。

在《报任安书》中，他终于忍不住一腔的委屈，缕述自己遭受宫刑后的悲怆心情，以及为什么苟存性命写作《史记》的考虑，要用文章出一口恶气。同时，他对自己遭受的困厄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恰恰是困厄让他发奋著书，由此他终于接受了这种痛苦的命运，并把这种命运带来的苦涩转化成了他的人生成果。所以，他以心理学家的口吻分析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可以说，他述说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人在困厄中的发愤，既是分析历史，也是自我分析。经由这段话，他终于吞下了命运给他的苦果，让这枚苦果长出了充满同情与悲愤的史家巨作《史记》。他完成了父亲的遗志，也达成了“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

5.谜题

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正史对这件事说得语焉不详，班固在《汉书》中没有记录。据历史学者施丁推测，司马迁应该是在《报任安书》公开后被下狱致死的。那时候，司马迁已经年老，还患有重病，在牢里没待多久就被处死了，距离写出《报任安书》不到一年时间。

某种程度看，这次的死亡应该也是他的选择，因为“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巨作已经完成，他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也终于敢向汉武帝宣布，自己无罪而皇帝有过。这一次，他终于死在了汉武帝的监狱里。

司马迁死后，他的著作被女儿秘密保存，直到隔了两代人，他的外甥女杨晖才把这部巨作公之于世。他死前就知道，自己因为说错话而落得这个下场，肯定会被乡党耻笑。他死后果然没有得到亲族和父老的认同，他家祖辈的墓地在家乡夏阳的高门原，他的墓地却被放在远处的另一个小镇芝川。这种屈辱的处理充分说明了司马迁身后的悲惨：一个北方小镇青年奋斗了一生，做到了中书令，写出了《史记》，死后却依然在漂泊。这也可能是今天所有小镇青年的命运：出生就开始漂泊，死后也没有归宿。

回顾他的一生，其实在十岁年到长安的时候，他的悲剧其实已经启动了。他父亲的嘱托，他作为史官的正义感，他所受的身心创伤，都一步一步把他推向命运的深渊。最终，他吞下了命运的利剑，吐出了含血的巨作，在向命运发出最后的愤慨以后，终于被命运吞没。

他的书成了他一个人的书，他一辈子孤独，死后还要继续孤独，直到后来总算重见天日，被我们后代人看见他的故事与心迹、隐忍与奋斗、悲壮与绝望……

这就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每个人都按照无意识的轨迹，走向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司马迁没有浪费命运给他的一切好与坏、大欢畅与大悲剧，并把这些心绪写成了第一部以个体为中心的历史巨作，以一种“人是万物尺度”的历史观重写了中华历史，让中国历史终于有了人为主体的叙事，而不仅仅是皇帝的故事和时间的故事。

6.天真

看《史记》的时候我常想：司马迁的天真气息是怎么来的？敢于跟汉武帝劝谏？书生意气，不懂得伴君如伴虎？天真的文艺青年，没有政治觉悟与智慧，不过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有心思写好历史书吧。一门心思去想政治权术的人，肯定没法写好这样的巨著。

我读《资治通鉴》总读出背后的苍茫的宇宙与冷酷的时间。而我读《史记》，总读出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司马迁。他的肉体阳具被阉割了，但幸好还有文字，让他的精神阳具得以矗立在中国历史之上。

文学地标：

茂陵：最初为槐里县茂乡，武帝将寿陵选在茂乡后，升格为县，名为茂陵邑。在汉武帝强制迁移豪强大户的政策刺激下，茂陵邑很快发展起来，不久就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附属性城市，号称“五陵之冠”，是当时汉都长安最大、最富丽的“卫星城”。司马迁的家族因为是富商，所以也被强行迁徙到茂陵。到茂陵邑最繁荣的时期，其人口竟达27万余人口，住户有6万户以上。依据《汉书·地理志》的统计，这比长安内城的人口还要多。茂陵邑今天在陕西兴平南位镇道常村。

司马迁墓：位于陕西韩城市南10千米的芝川镇，背依梁山，面临芝水，依崖就势，建筑于地势高旷的黄土冈阜之上，居高临下，与司马迁祠相连。司马迁墓为宋元所筑衣冠冢。墓冢呈圆形，高两米，青砖砌成，宝顶植有一株古柏，树分五枝，枝丫虬劲，盘若蛟龙。砖墙有砖雕八卦图案和花卉图案16幅。墓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汉太史司马公墓”，为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题书。司马迁祠墓始建于公元310年，经过历代数次重修和扩建，今占地10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寝官、献殿、祠门、山门、牌坊等。祠院古柏参天，碑石林立，十分幽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很多游客前来祭奠和瞻仰。1958年，郭沫若题诗：“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