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观念。梁启超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正统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合法性，“是政治学领域里的一种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观又与历史学密切相关，古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上政权更替的史实做出合理说明，并从理论上揭示这种现象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秦汉以来的正统理论恰好成为历代正宗史家解释历史演进的理论基础。

东汉前后包括东汉建国后很长时间内都存在很多其他政权，有的政权短期内也曾成为“天下共号”，如刘玄的更始政权，但范晔并没有像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那样为刘玄立纪，王莽、曹操等只是在其它纪传中记载了他们的情况。这里就存在一个明显的政治选择问题，即以谁为正统，或者说政权合法性问题。正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说：“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范晔内心深处强烈的正统观念左右着他对东汉历史的认识，对东汉前后其它诸多政权贬斥，对东汉衰亡的反思，但着力点在于确立东汉的合法地位。整个《后汉书》无论体系结构，还是语言，都突出了东汉纲举天下、总揽一代的正统地位。

一、光武中兴，因应天命

在中国古代，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和正统，古人常认为政治权力之获得是天命的体现，得天意即得天统，而天统秩序只能顺从，不可违背，顺之则正，符合天统的朝代即为正统。“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只有天子受命于天，他才能一统天下，他的权力才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范晔认为光武中兴，因应天命，得天之正。他在《光武帝纪·赞》（指《后汉书·光武帝纪·赞》，下同）中认为西汉王朝国运衰微，而王莽趁机篡夺政权，造成天下昏昧的局面。这时光武膺承伟大的天命，诛王莽，灭群雄，一统天下，刘汉得以复兴。群雄并起，为何刘秀为正统？除了刘秀英武有才、最终一统天下的原因外，在范晔看来恐怕最主要的是他因应天命，得到了上天的帮助，“灵庆既启”，“于赫有命，系隆我汉”，美好的天命使刘汉王朝得以中兴。

古人认为，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政权的开国君主是否是合法的“王”。一个合法帝王的兴起，会有一些符合天命的特异现象出现，“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现”。在《光武帝纪》中，范晔记载一系列的所谓祥瑞来极力神化光武帝刘秀，通过这些特异的现象进一步说明东汉政权是应天而起。刘秀出生时，“有赫光照室中”，而卜者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不光出生有异常事件发生，其相貌也不同凡人，“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一副富贵之相。而“日角”更是说刘秀前额饱满，形状如日，而太阳是君王的象征。

刘秀出生一年后，方士夏贺良言哀帝，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后来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出使南阳，遥望见舂陵郡，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刘秀本人在起兵后回舂陵时，也望见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甚至刘秀在遇到危难时，也能得到上天的启示和帮助：更始二年正月，刘秀兵败逃至下博县西时，惶惑不知该往何处，有位白衣老人在道旁指路，说：“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刘秀得以逃此一劫。

范晔不厌其烦列举以上这些奇异现象和事例，目的是为了说明刘秀建立东汉是天命所为，他感叹道：“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范晔本人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他所写的这些东西，但这正好反映了他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即为了证明刘秀建立的新政权是合法的，是合乎正统的。

二、汉德昭昭，民心所向

以民情知天命早在西周初已提出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人用天命来论证某政治权力的合法，而天命反映民意，将天命还原为民心。怎样才能获得民心？“天之命人非有言辞文诰，正以神明之，使之所征无敌，谓之受天命也。”于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敬德保民成了一个政权或君王能否获得天命的世俗合法性依据，所谓得民心者得之，失民心者失之。范晔认为汉德昭昭，光武中兴，汉统复归是民心所向。有“德”的刘汉王朝得到了民心，同时也就有了获取天命的世俗合法性依据。可以说，“德”是范晔认定刘汉为正统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范晔认为虽然王莽篡夺了刘汉政权，但“刘氏遗恩余烈”，民心思汉，汉朝必然能够得以复兴。据《光武帝纪》载，更始元年，更始帝刘玄派刘秀前往洛阳整修官府以便建都，当时三辅官吏士人见到他主管的司隶府的属僚时，“皆欢喜不自胜”，甚至有的老吏垂泪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从此，有见识者都心向光武。这预示着刘秀将获取天命，因为他“一如旧章”，代表着汉统，而汉统是民心所向。据《廿二史札记》载，新莽时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郑兴说：“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历观诸说，可见当日之民心。

范晔还引用民谣来证明人心思汉，据《公孙述列传》载，蜀中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里，“黄”代表王莽政权，“白”代表公孙述政权，“五铢”是汉朝货币，是说天下应一并归还刘汉。西汉虽然灭亡了，但它的深仁厚泽“结于人心深矣”。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普遍笼罩在一种“思汉”的氛围中，是因为刘汉的“德”使人心思汉，汉室的恢复是民心所向，汉的复兴意味着正统的回归。所以新莽末年，群雄并起时，都以刘氏为号，“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秀起兵不到三年，即建立东汉王朝，“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

其次，范晔认为刘秀本人有“德”，中兴汉统非他莫属。一个新王朝的兴起是否能居于正统之位，往往取决于它的开国君主是否“合法”，而是否有“德”，顺民意是判断其“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范晔认为刘秀是开国明君，继承了前汉的“盛德”，是众望所归的正统合法君王。《光武帝纪》中有不少因为光武的贤德而得到众人拥护的叙述，让人感觉到刘秀建立东汉不光是天命的启示，更重要是顺应民意。

更始二年正月，刘秀北上攻打王郎时被困饶阳，王郎发檄文悬赏捉拿他，有人遥呼守门人将他关在城内，但守门的官长说：“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认为刘秀尊贵有德，并预知他将成为天子，将刘秀放走。更始二年秋，蒲阳大战后，刘秀亲自轻装骑马巡行投降者阵地，降者说：“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众人全部被刘秀的诚意所折服。刘秀势力壮大后，众人多次拥立他为帝，而他多次不就，这本身也是“德”的体现。范晔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事例，其目的是借人之口衬托刘秀的贤德，表明民意，向世人说明：光武中兴，建立东汉，是“灵庆既启，人谋咸赞”。

再次，东汉立国后，施“仁政”，以“德” 治国，深得民心。这是范晔对东汉政权赞同，以刘氏为正统的现实依据。据《光武帝纪》载，东汉初年，由于战争、灾害和饥饿，人口锐减，刘秀为稳定社会，采取重人安民政策。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同情弱者，体恤民苦。规定：“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放被迫买卖的妻、子归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光武帝还下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严惩贪污违法、度田不实的地方官吏。

刘秀还倡导勤俭，从自身做起，“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甚至规定自己的陵墓不能超过三顷。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到了永平时期，就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千，牛羊被野”的昌盛景象。这种帝王明道有德，社会政通人和的社会景象正是范晔所向往的，这也正是他所认为的正统政权所应具备的条件。

三、继祖而兴，以正火德

“五德终始”说是我国古代由阴阳五行说推演而来的一种天命学说，根据某种符瑞为依据来推演在五德中的位置，从而论证新起朝代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如果一个新兴政权符合五德终始学说，它就可以居于正统之位，同时也就有了获取天命的超越（相对世俗而言）合法性依据。范晔用五德终始循环来神化东汉政权，以此来论证光武建立东汉王朝的超越合法性。

首先，范晔认为刘秀“继祖而兴”，受复兴汉统之命。刘秀系“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故此范晔认为大统原已授高祖，刘秀受的是复兴汉统之命，并非另受新统之命。班彪《王命论》中说：“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既然西汉刘邦绍尧火德是正统，那么，在范晔看来，刘秀遥承景帝，亦著火德之图谶，同样也是正统。据《续汉书》载，建武末，博士曹充在上书中将光武比作殷统未绝的高宗中兴，指出“汉统中绝，王莽盗位”，光武“除残去贼，兴复祖宗”，以示汉高祖刘邦开创的火德系统并未中断，由光武帝刘秀继承了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所以东汉仍属五德中的火德。建武二年正月壬子，光武帝刘秀“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其次，范晔依据符瑞、图谶等的启示来说明刘秀遥承前汉火德。《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刘秀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自关中奉来“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之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据李贤注说，“四七，二十八也”，自汉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受命之符，人应为大”，大王承天命的吉兆，以“赤伏符”最为重要。另有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范晔依此来说明刘秀依据天命的启示择德，受天命而起，因而他建立的东汉政权是合法的，也是正统的。

再次，为了维护东汉的正统地位，范晔还从五德终始说出发对王莽、公孙述等政权加以驳斥与贬低。王莽代汉后，宣称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象；而王氏则为虞舜之后，当应天命继舜的土德而兴。尧禅天下于舜，汉朝当禅天下于王莽的“新朝”。他以此来证明新朝是正统。公孙述割据蜀地，先于刘秀称帝，国号“成家”，色尚白，自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认为孔子作赤制，但认定《春秋》记十二公事而毕，汉至平帝亦十二代，故汉德亦终。他承认王莽的土德，认为自己以金德继王莽的土德而兴。

范晔对此进行驳斥。他说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这并非是天命的启示；接着他借刘秀之口反驳公孙述以金德继王莽土德之说，刘秀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承赤的黄德应是当涂高，王莽诈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为符瑞，不足仿效。另外，范晔认为汉承尧位，中门音而亮，刘秀“继祖而兴”，非再受命，他建立的东汉仍为火德，这样就把王莽、公孙述完全排除在正统之外。

四、东汉一统天下

统一历来是华夏族人的信念。西汉时期，董仲舒把《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之义加以发挥：“《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又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纪，古今之通论也。”董仲舒这一承天应变、一统天下的思想融入了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含有天下一统之意。

范晔显然也受到了董仲舒“一统于天下”思想的影响。他之所以认为东汉王朝是合法政权，居正统之位，一是因为东汉承天命而兴，“复高祖之业”，得天之正，确立一统天下的中心，拥有天下之“名”；二是光武称帝后，能在“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的情况下，凭借其杰出的能力、高超的谋略翦灭群雄，一统天下，使“汉”成为天下的共号，“车书共道”，确立一脉相承的政权系统，得天下之“实”。这样，东汉的正统之位才名正言顺。

在《光武帝纪》中有大量叙述刘秀如何带领群臣平定天下的文字，集中体现了范晔的大一统思想。建武元年夏，诸将劝刘秀称帝时说“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表明刘秀已具有一统天下的实力。

建武元年元月己未，刘秀称帝时的祝文说“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可见，刘秀称帝以“平定天下”为基础；建武三年，刘秀灭赤眉，下召说“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距离一统天下，更近一步。《光武帝纪·赞》说“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击雷野，高锋彗云。英武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高度概括了刘秀应天命讨不正，合天下为一的行迹。可见，在范晔心中，东汉作为合法性的正统政权，“一统天下” 和“应天命而起” 一样，都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正统之争及正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直接反映，其背后无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正统问题是时代背景逼出来的问题，如果当时不存在其他政权，或者存在的其他政权不足以使自己国家的存在意义有任何疑问，那么正统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的提出来，对前代历史的认识和书写也就不会体现出强烈的正统思想 。范晔强烈的正统观念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生活在东晋至刘宋时代，南北对峙，存在正统之争。而他所书写的东汉也是一个大变动时期，前后存在诸多政权，有合法与非法之争，这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阐发正统观念的平台。范晔强烈地拥立东汉政权为正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一、刘汉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承祚久远，历四百年之久，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后人公认的当之无愧的正统政权，这是历史原因。

二、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系刘汉宗室，“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所以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他们遥继刘汉，以居于正统之位。虽然从东汉灭亡到刘宋兴起，中间隔魏、晋两代，但他们认为，“汉氏载祀四百，比祚隆周”；而“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刘裕）收其实矣”，说明刘汉的根统并未中断，刘宋才是奉承刘汉祖业的正统所归。

三、范晔出身五代官宦，地位显赫，且是儒学世家，当然要竭力维护刘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刘裕建宋，范晔的父亲范泰有功，为开国功臣，朝廷对他“恩礼甚重”。范晔兄范晏官至侍中、光禄大夫，范晔本人也官至太子詹事。更为重要的是，范晔出身于儒学世家，祖父范甯在晋孝武帝时征拜为中书侍郎，精通经学，曾为《春秋谷梁传》集解，“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父亲范泰在东晋时即为太学博士，“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曾撰《古今善言》，“以学义自显”。

刘裕建宋后，国家筹备建立最高学府－－－“国学”，范泰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很注意教育后人，“爱奖后生，孜孜无倦。”范晔自幼受到前辈的教诲和陶冶，更是“精微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范晔身处这样特定的政治、文化及家庭环境中，当然要拥立刘宋为正统。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范晔要确认刘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必然要获得传统与经典的支持。

四、东晋、刘宋虽偏安江左，但统治者有“恢复中国之志”，立志恢复中原，北伐口号从未放弃，这也是民心所向，如桓温之灭成汉、破前秦，刘裕之灭南燕、破后秦、入关中等。可见，晋、宋之世合天下为一的意识很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范晔正统思想中有着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的原因，“书同文，车同轨”才是范晔心目中完美的正统政权，天下一统也是他们的理想目标，而刘汉王朝正是可以仿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