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发掘惊现《竹书纪年》13篇，盗贼不准得75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13篇。《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纪年》使用夏正建寅之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记录了夏、殷、周三代的王事，没有诸侯国别的记载。

唯一的例外是特别记录了晋国，起于殇叔，直到晋国灭亡。其中也记录了魏国的事件，下至魏哀王，被称为“今王”，推测可能是魏国的史记。

魏哀王应该是魏襄王。

《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虽同源于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但二者有很大不同。《竹书纪年》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出土后，备受两晋南北朝学者重视，但后世学者因认为其部分内容与经训不符而将其斥为虚妄，最终逐渐失传。

北魏郦道元大量引用《竹书纪年》佚文，并几乎将其称为“竹书纪年”。据推测，《纪年》的传本在西晋、五胡十六国时代流传到北魏，并被《水经注》利用。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也大量引用《纪年》。由于《竹书纪年》在唐朝以前无木刻本，只能是辗转传抄，所以缺页、缺条、缺字甚至笔误都非常多。

后人通过搜集各种手抄本进行对比校正，查证核实，甚至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对其进行删削补订，也都是合乎情理的。

《竹书纪年》一书是先秦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著。全书共分为六卷，涵盖了夏、商、周、秦、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史事。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研究夏商周的断代工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竹书纪年中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描述，非常详细，包括夏朝的王位继承、商朝的盘庚迁都、周朝的共和行政等。这些内容，都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中，《竹书纪年》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记载，是最早的，也是最详尽的。在竹书纪年中，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夏朝的王位继承：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朝的王位继承，是由启和太康两人争夺。

启是夏朝的先君，他主张实行“以德报怨”的政策，即以德服人，不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只有用德行才能赢得人心，夏朝的王位继承才会稳固。

太康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行为却赢得了后人的尊敬。 2. 商朝的盘庚迁都：竹书纪年中记载，商朝的盘庚迁都，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盘庚迁都，是商朝的一次重要改革。盘庚之前，商朝的都城在黄河边上，盘庚决定迁都到殷墟。盘庚认为，殷墟是他的都城，他要保护殷墟的文物。

盘庚在竹书纪年中，详细记载了盘庚迁都的过程和原因，以供后人研究。 3. 周公摄政时期的记载：竹书纪年中记载，周公摄政时期的事件，对历史的叙述，周公摄政时期的事件，周公在竹书纪年中写道，周公摄政时期的记载，对历史的叙述周公摄政时期的记载

对于《竹书纪年》中的“放杀说”，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以权术和暴力来夺取王位，带有战国时期游说的意味。

以伊尹为例，殷墟卜辞中对他的祭祀非常隆重，如果他曾经废黜太甲并自立，后来又被太甲杀死，那么他怎么能享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

事实上，战国时期的游说士正是用这类传说来游说列国的。在翻阅战国诸子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史记载都受到作者的观点影响，甚至是为了适应一定观点而进行的改造。

西晋杜预对“放杀说”持怀疑态度，并进行了一系列推论。而崔述的《考信录》则对“放杀说”进行了系统反驳，认为这是用小人之心度圣贤的行为。

有人认为，《汲冢书》中关于尧、舜、禹等人的记载是“污蔑至圣”的诽谤言论，或者说是荒谬的。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则是另一种叙述方式，强调了尧的德行和禅让精神。

对于这些争议，专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经过南朝史学家沈约的删削和篡改，以符合传统儒家的历史观。例如，关于舜继尧位和夏启继位的记载，原著中可能有过不同的版本，但经过沈约的加工，这些版本可能被删除或篡改。

因此，对于这类争议，我们需要多方面参考各种史料，并保持批判性思维。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今本竹书纪年》对历史的改动，并指出沈约的思想与该书改动的重编者有相似之处。沈约在南北朝的历史动荡中，提倡“忠君”又不讳言“机变”，并鼓吹天命论，大谈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他本人在宋、齐、梁三朝中担任过职务，这实际上是对自身所为的一种开脱。他在《宋书》中立天文、五行、符瑞等志，大部分内容都是这种神学理论。

在涉及宋、齐更替时，他多所忌讳，曲意回护。他认为尧、舜是上古明君，按照传统观点，舜代尧位本“禅让”而得。

但是，《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显示，舜乃夺篡尧位，这让他无法接受。因此，他在整理该书时，有意对这类记载进行了改动。

这篇文章还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的乱难，“正统”观念对史学家影响很大，沈约作为一个封建的历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具有儒家的“正名”思想和“正统”观念。

他还确认“宋氏南面，承历统天”的正统地位，不惜曲笔，宋军败退称“引军还”，魏军自退却称“奔走”，聘使到来则称为“求和”、“献方物”。

梁启超曾经对"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后人由于习惯了《孟子》和《史记》的说法，突然看到这样的记载会感到惊讶。

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但孟子并没有史职，因此他的见识不如史官那么确切；司马迁也没有看到秦所焚的诸侯史记，他所记述的只是在《孟子》之后的事情。

这些都不足以推翻《竹书》的真实性。然而，有些人因为这些原因就怀疑《竹书》的全真性，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作伪者都会迎合时代的心理，经过汉、魏儒者的鼓吹之后，伯益、伊尹等人早已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晋时作伪书的人怎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立这种不同的说法呢？

从情理上讲，伯益、伊尹并不是超人的异类，他们的谋篡行为并不奇怪。启和大甲为了自卫而杀了他们，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竹书》的记载更符合古代社会的情况。《竹书》有这样的记载，恰好证明了它的不伪性；而今本《竹书》删除了这些记载，反而证明了它的伪性。

虽然“禅让”还是“放杀”谁也无法拿出“铁证”，但法槌永远不会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