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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

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

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

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

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复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背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科研成果

对于历代王朝覆灭的原因，浙江大学高超超等人研究认为：火山爆发可能会导致突发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或推动了过去2000年间中国一些统治王朝的覆灭。这些发现表明，大型爆发可能会严重影响不稳定或脆弱的地区。

发展

2012年12月，习近平和俞正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还谈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切积极力量，为实现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而奋斗。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道路。历史周期律问题，是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当年仍处在革命战争时期，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毛主席的回答也很原则。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很注意这个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过警钟，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又用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

然而，当时不可能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七十年后的苏联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人们都曾以为历史周期律现象仅仅属于以往历史，社会主义是铁打的江山。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这个问题已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企图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或其他种主义，企图使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而国内也有一些右的思潮，希望中国仿效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

实际上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左"的思想则试图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两种思潮都会断送社会主义。

主要特点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有三个特点：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

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跳出道路探索

坚持党的领导

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旗帜鲜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必须牢牢扭住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大方向、大原则不动摇，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已成为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中的基因。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不带任何偏见，不迷信任何权威。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但是这种特征并不会在任何条件下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一方面，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同来自内外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势力作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也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党的队伍。

勇于自我革命，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执政地位后，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7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如何跳出执政的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难题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在探索破解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秦、汉、唐、清等封建王朝兴衰更替，以及明末农民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等失败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为了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抓党的建设，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始终。

坚持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坚决彻底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状况。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不断提高，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进一步强化，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