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著史，因受朴素的历史观念限制，往往只是述史、评史、考史，鲜有研究历史背后之逻辑的。但即便述史，也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曾不止一次表示，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说是当时人们对人事的看法和记忆尚可，说是当时的客观历史事实则未可，我以为大有道理。

之前曾在不止一篇文章里写过，《三国志》记载中之不可靠之处颇多。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当年史官们的错，甚至不是当年统治阶级的错，尤其是在历史领域，利益牵涉太多，社会现实对著史的制约，必然要比历史的本来面目，更紧要些。然而，我们也有自由去发表我们的见解。

《三国志》中的历史记载，有许多地方经不起推敲。诸如官渡之战，曹操之兵力多少，诸如赤壁之战，曹操战败之缘由，等等，已是人尽皆知，无需赘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许褚传》中记载，说许褚早年率领村民抵抗盗贼寇略村庄时，曾经一只手牵着一头牛的尾巴走，这件事自然能够反映出许褚力大无穷这一优点，但同时也会映射出一个显然的疑惑：史官如何能够确定这件事情发生过呢？

陈寿著《三国志》，其史料来源主要是王沈之官修的《魏书》，以及鱼豢之私修的《魏略》。以王沈为例。王沈卒于公元二六六年，许褚卒于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期，也就是说，王沈比许褚足足晚死了三十多年，即便考虑到寿命问题，也说明二位根本就不是一代人。许褚牵牛这件事，发生在他年轻时期，那时候他还没有追随曹操，而当时的王沈，几乎可以肯定还没有出生，试问：王沈如何能够确定许褚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呢？答案自然是，他不能确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亲眼看见。

由此可知，即便所谓的魏国官修史书，也是通过之前的记载或者口耳相传得知的。就许褚这件事来说，当年是不可能有一位史官专门去关注这件事的，因为许褚那时候完全是一位无名之辈。所以我们自然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许褚这件事，一定是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既是口耳相传，就不能确定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即便发生过，这件事的过程和真相，也永远不得而知了。

类似许褚的这种事迹，《三国志》中俯拾即是，许褚这一案例说明，《三国志》中与此性质相似或相同的记载，都是值得推敲的。由此观之，吕思勉之言实在很有道理，《三国志》之许多记载，只能当做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情的看法和记忆，不能当做客观事实本身。

但我们就不能从史料中得出任何客观事实了么，也不是。虽然史料中有许多这样不可靠的记载，但也有不少记载是可靠的。通常来说，史料中记载的可靠性有这样一个排序：当年的官方文件，比当年的历史事件可靠，当年的历史事件，又比事件细节可靠，而事件细节，又比人物对话，甚至表情和心理的记载可靠，当然，可能最不可可靠的，就是像许褚这样，在他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就属于第二类记载，即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之记载。

关于第二类记载，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司马懿是一位跨越朝代的人物。司马懿在魏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晋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这种角色，使他的身份非常有趣。一方面，他代表了一部分魏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代表了一部分晋朝的利益。而魏国和晋朝又是朝代更迭，有继承，但根本上是对立的。所以，魏国史官对司马懿的看法，与晋朝史官对司马懿的看法之区别，就非常有意思了。这篇文章，我们以历史上著名的上邽之战为例，进行分析。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出祁山，这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锋。从诸葛亮军到祁山堡时，史料之记载开始不同。

[1]司马宣王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张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擒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缴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汉晋春秋》 [2]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晋书·宣帝纪》

以上两则史料，记叙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内容天壤之别。《汉晋春秋》所述，是依东汉三国历史；《晋书》之作者房玄龄，更在三国之后三四百年。《汉晋春秋》和《晋书》对此事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不同。

首先，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前，曾与司马懿之将领郭淮和费曜交战，诸葛亮大获全胜。但这件事在《宣帝纪》中，变成了诸葛亮安营扎寨。也就是说，诸葛亮大败郭淮和费曜这件事，《晋书》只字未提，直接抹掉了。这一改动造成的结果，是司马懿不成功的战略部署，被史官一笔勾销了。《晋书》通过抹掉历史事实，掩饰司马懿的负面形象。

第二，诸葛亮正是因为大败了郭淮和费曜，才能割麦子，说明诸葛亮于敌国取食，是靠着自己的真本领的。但这件事在《晋书》中成了：“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根据《晋书》记载，似乎诸葛亮之所以能割麦子，完全是因为魏国未曾设防之缘故。但房玄龄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诸葛亮是在上邽城周围割麦子的，上邽是司马懿当时的前哨，其作用如同街亭般重要，如此重要之处，魏国如何可能不设防备？《晋书》通过篡改历史事实，掩饰诸葛亮的正面形象。

第三，《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在割完麦子后，向上邽以东进军，并与司马懿大军相遇。然而《晋书》却说，司马懿在诸葛亮割麦子时，火速前往，诸葛亮割完麦子后，闻知司马懿到来，于是“望尘而遁”。这样一来，似乎诸葛亮是惧怕司马懿的，否则他为何要逃跑呢？但这甚至不用我们去揭穿，因为捏造史料，必然会有漏洞，房玄龄在这里露馅了。根据《晋书》所载，司马懿来救，诸葛亮逃跑，则诸葛亮必然是向西逃跑，但随后《晋书》又说，司马懿和诸葛亮在汉阳交战。可是，汉阳在上邽以东，这就匪夷所思了。难道司马懿自东向西追击诸葛亮，诸葛亮反而要自西向东逃窜么？《晋书》通过无中生有，捏造司马懿的正面形象，同时贬损诸葛亮。

第四，《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在上邽以东与司马懿排兵布阵，准备交战，后来因为双方都敛兵固守，没有交战，蜀国粮尽，退军。但这件事在《晋书》中，就成了赤裸裸的欺骗。房玄龄的笔触非常了得，他在扭曲历史的时候，也不敢太过，他只是将历史中的“双方并无交战”，改成了“诸葛亮与司马懿大军刚一交手，诸葛亮军就退军了”。房玄龄很机灵，他没有明说诸葛亮被司马懿打败，然而诸葛亮退军，就会给人一种诸葛亮被打败的印象。因此，房玄龄用微妙的笔法，使后世觉得，诸葛亮打不过司马懿，所以一触即溃。

类似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我们读史之人，切不可尽信史书，需要有自己的批判。用吕思勉的话说就是：读史之人，非自出手耳不可。

参考资料：

[1]《三国志》

[2]《后汉书》

[3]《晋书》

[4]《中国历史地图集》

[5]《两晋南北朝史》

[6]《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