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神话，大多集中在“本纪”之中。“本纪”又是具有编年性质的，这就使神话获得了时间上的秩序与确认。我们看《五帝本纪》上的五帝世系，已有编年的性质，形成了有序可稽的历史线索。

这对于探索人类史前史、解决中华民族历史源头的问题，是有极大帮助的。史传作品不但广采神话人物入史，而且还采用了许多神话人物的具体事迹，改造成历史事件。这就使得神话历史变得具体可感，有血有肉，使得这一段本来是混沌模糊的历史变得清晰起来。如鲧殛于羽山而化为黄熊，舜填井匿空而出，简狄吞玄鸟卵等，都成为有声有色的故事。这些内容，无疑使历史内容变得生动丰富，绚丽多彩起来。其次，神话传说的入史，促进了历史著作中文学叙事能力的发展，史传作品的文学化程度更高了。神话是叙事文学，是充满幻想与想象的叙事文学。

黑格尔认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导致文学叙事能力首先向历史领域转移。历史叙事讲求实录，文学叙事却要进行想象和艺术加工。神话传说被引进入历史，启发了史传作家的想象力。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我国古代许多史学著作不仅是神话传说资料的渊薮，而且成为古代作家锻炼和发挥艺术想象力的用武之地，它们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一方面，史传作者在改造这些神话传说资料入史的时候，需要一番消化、整理、加工，这就把神话的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形象和场景带入了史书之中。另一方面，也因此启发了史传作者在非神话内容方面的想象与虚构。史传文学中的“因文生事”的现象，就是文学想象的结果。

神话文学的想象和艺术虚构，对于史传中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叙事手法，无疑起了很重要的培育与启发作用。第三，增加了史传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史传作品是纪实的，是实录性的史述著作，似乎与浪漫主义精神无涉。其实不然。上古人们在将神话改造成历史的时候，常常采取理想主义的态度。史传作者也是如此。我们看那些神话中的文化英雄都被塑造成了理想的圣君贤人，怪兽妖孽成了恶人，折射出人们对圣明与正义的呼唤，对善的弘扬，对恶的诅咒。真实的上古史是否如此，已难以确考，但最起码的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理想。神话中的丰富的想象力、美丽的传说、奇异的故事情节、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内容方面也充实了史传文学的浪漫主义成分。

它使史实的叙述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神秘氛围，使情节的发展起伏跌宕，增添了波澜，同时也增加了历史人物的浪漫主义气息。如司马迁把刘媪与龙交而生刘邦以及刘邦醉卧而有龙附体的神话引入《高祖本纪》，显然是有意识的借助神话传说以加重人物的浪漫气息。神话传说培养着浪漫主义的文化精神，史传文学由于神话传说的介入，变得更加绚烂多彩起来。刘师培有《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传荀子相通考》等论著，论述周季以来诸子之学与《左氏春秋》之关系，认为诸子之作，多征引《左传》。

徐复观说韩非“著书时为加强自己论点的力量，依然有时假借古代经典，特别受孔子所作《春秋》的影响，征引遍及三传及‘子夏之说《春秋》’，可反映出战国末期《春秋》影响之大”。还有学者指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议论而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们的著作并不单纯是议论之书，而大都是记载了有关历史人物言行而加以评述的。”所以，诸子之学与史传有天然密切的关系。先秦诸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涉及诸子各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班固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就司马迁和班固来说，他们在著述时都是注意到史传与诸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对此，我们且从先秦诸子与史官文化的关系，以及儒道法等诸子与史传文学的关系略论之。史传文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先秦诸子亦源出于史官，二者可以说是同源而生。我们且列举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几家来看：不管诸子皆出于王官之说是否可信，由上可知，上古史官职掌学术，为中国文化学术之源，也是百家之源，史学与诸子之学有天然的联系。

就产生的时间先后来说，史著出现得更早，诸子晚出，然而，就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来看，史传著作与先秦诸子，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先秦诸子著作里有不少历史记载，不过它们不是纯粹的史事记载或历史叙事，因此也就不能算是史学著作。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议论而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们的著作并不单纯是议论之书，而大都是记载了有关历史人物言行而加以评述的。《孟子》七篇，好言“先王”，在书中常提到的历史人物有尧、舜、禹、汤、文、武、齐桓、晋文等，尤其推崇尧舜，“言必称尧舜”。这是以历史上的明君来推崇他所主张的道德和仁政。举了这么多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为了论证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历史循环论罢了。

再如韩非，在发表政治主张、解释其政治观点时，也大量地引述史事，讲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证其说。《韩非子·内储说上》“说一”用了十二则史事论证君主“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的观点。所以诸子引史，是从宣扬己说出发的，在许多篇里，往往歪曲或捏造史实以圆其说。诸子往往还将寓言和历史人物杂糅，有时竟然随心所欲地编造，如《庄子·盗跖》篇里所描写的孔子形象，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说明不仅诸子如此，后世以史论政，以史劝诫，已成为一种手段。这个特点，是必须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