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烈士

殷夫（1910—1931），中国现代重要的左翼诗人，其创作以诗歌为主，同时兼及小说、杂文、政论文创作和翻译。其诗作，被鲁迅称为“有别一种意义在”，“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丁玲更毫不含糊地说，从殷夫的创作中，可以“找得着一个最健康，最坚强，最懂得爱，最富有生命的灵魂”。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有关殷夫的资料及创作研究等，都日渐稀少，仅有王庆祥《殷夫史料十考》、康峰《殷夫与鲁迅交往事迹考》等极少数文章，对殷夫的生平创作进行了补充，并匡正了相关讹误。有关殷夫的生平史料及创作资料搜集，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完善。笔者在编撰“浙江文化工程”之《殷夫年谱》过程中，发现了殷夫的若干佚文。在这些佚文中，我们同样能够如丁玲所说的：“听得见厮杀的声音，看得见狂奔的人群。这战斗像泰山崩裂，像海水翻腾，像暴风骤雨，像雷电交鸣。”这些佚文对于生命非常短暂的殷夫来说，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小说两篇

在查阅晚清民国期刊时，笔者发现有两篇署名“一俘”的小说：《下着毛毛雨的那个早晨》和《基督教的人道》，发表于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1卷第2期。两文应是殷夫的作品，但均未见于《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殷夫集》和《殷夫著译系年目录》。《下着毛毛雨的那个早晨》以第一人称“我”叙述了一个雨意朦胧的早晨所看到的景象：马路上，号称“反帝国主义义勇团”的租界志愿者如木偶般死气沉沉地行进着。一个乡下人试图穿过马路时被车撞伤，却反遭巡捕毒打。《基督教的人道》叙述了发生在基督教青年会书店的一幕：体面的教会绅士不仅残忍驱逐在书店门角瑟瑟发抖试图取暖的乞丐，还怒气冲冲地喊来巡捕暴打他。

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1卷第2期

判定这两篇小说应为殷夫佚文，“一俘”应为殷夫的笔名之一，首要的依据是这两篇小说的内容，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苏联汉学家H.Φ.马特科夫在他研究殷夫的一部俄文专著《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中详细论述过。H.Φ.马特科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副教授期间，就专注于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研究。1961年前后，他曾为研究殷夫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及鲁迅纪念馆查证殷夫生平史料和遗诗、遗文、日记等，收集有关殷夫研究的文章和资料，并访问过殷夫的亲属和生前好友，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国后，写下了俄文专著《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该著于1962年在莫斯科出版，2011年经翻译后由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作为内部资料印行。马特科夫在著作中详细论及，20年代末，殷夫作过《下雨时》《基督教徒的仁慈》两个短篇小说，并概述了其内容：前者“讲述了一个农民的惨死：他试图穿过上海一条马路时，被一辆卡车轧死。这时，公共租界的志愿者队伍正在游行，队伍中有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荷兰人。警察不赶紧把轧伤的农民送往医院，还用枪托打他。这个农民因流血过多而痛苦死去”。后者描写了“有一次，在上海街道上，一个乞丐走到了一家书店门口。卖书人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棒小伙、青年基督教会的成员，他把这个乞丐打了一顿，然后，还叫来了警察。后来他想，这根粗棍子给惹来了不吉利”。从思想和情节可见，《下雨时》《基督教徒的仁慈》显然便是《下着毛毛雨的那个早晨》和《基督教的人道》。译者在“注”中提到， 两文“在殷夫的著译年表中均未查到，所译篇名与内容，仅按俄文译出，未得与原文校对”。

“一俘”是不是殷夫的笔名？我们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从殷夫的笔名习惯来看，殷夫喜欢使用音近笔名。除了“殷夫”外，他还有“殷孚”、“任夫”（“任”在江浙方言中，读ning）、“徐任夫”、“徐殷夫”等笔名，可见他喜欢取相近读音的字作笔名。“一俘”与“殷夫”“殷孚”不仅音近，而且，“孚”与“俘”也形近；二是，“一俘”从隐含意看，殷夫有过被俘经历，笔名或是对自己几次被捕入狱经历的一种调侃。三是，两篇小说均发表于殷夫担任主编的《摩登青年》杂志。他不仅是《摩登青年》的主编，也是主要撰稿者。本期杂志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在编后记中，有一段致歉：“编辑部因为人事关系，临时换了负责人，所以出版误了期，虽然是没法，但这种中国脾气，摩登青年编者是努力要改正的。”因为征稿时间仓促，负责本期实际编辑工作的殷夫只能先用自己的稿子。由于该期以“殷夫”笔名发表的文章还有政论文《目前青年反帝运动的战术》，诗歌《伟大的纪念日中》《与新时代的青年》等文，可以设想，若以同一笔名发表七篇文章，似有不妥，故以笔名“一俘”发表，也在情理之中。笔名“一俘”，可以为我们进一步考证殷夫作品提供新路向。

其次，联系殷夫当时在上海开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基督教的人道》正好与殷夫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他的革命思想状况相吻合。自1929年8月第三次被捕出狱后，殷夫就进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成为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唯一的干事，从事青年运动工作。而在1929年下半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非基反基”。“非基运动”又称“反对基督教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继9月3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反对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宣言》，10月5日发出《为反对基督教青年会召集全国大会事》的第64号通告 后， 12月18日，共青团中央又发出号召各地团部必须切实布置与进行非基工作的第74号通告《关于非基运动》。《基督教的人道》应该是殷夫响应此次通告而作。无独有偶，四天之后的12月22日，是每年“非基督教周”的第一日，殷夫又以“沙洛”笔名作了政论文《继续扩大我们的非基运动》。如果说政论文《继续扩大我们的非基运动》是从正面论证基督教的危害与本质，告诫人们警惕其渗透，那么小说《基督教的人道》则以情节和人物塑造揭示基督教的虚伪与残忍，两者互相呼应，亦可从另一角度佐证小说《基督教的人道》确为殷夫所作。

二、杂文三篇

在刊载上述两篇小说的同期《摩登青年》中，以“一俘”发表的文章，还有殷夫作于1930年1月6日的杂文《名人与生意》。《名人与生意》并未被马特科夫提及，亦未在《殷夫著译年表》出现，应为殷夫佚文。这是一篇抨击文坛时弊的杂文。文中讲到自己某日购买了光华书局出版、署名“L.郭沫若”译的《新俄诗选》，却发现诗歌是L译的，只是给郭沫若校改了一遍，便被书贾使花招用“郭沫若”的羊头卖了“L”的狗肉。文章借此抨击当时文坛上无名作者与书贾借名人名号推销书籍，而名人以此种生意敛财的恶劣风气。

推断此文为殷夫所作，可以加深对殷夫笔名“一俘”的认知。文章开篇讲到：“光华出了一本《新俄诗选》，这消息给我这种也有时会诌歪诗的人看了，不可不算好。”“有时会诌歪诗”正是位于者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自谦，这无疑与殷夫是吻合的。而就买书的地点来说，“光华书局”正是位于1930年殷夫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经常活动的区域：书店密集的四马路上。这条路上不仅有当时影响最大的几家报馆，还汇聚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等众多书店。殷夫曾在另一篇讲述自己“短期流浪”的小说《King Coal——流浪笔记之一》中讲到在四马路上书店的购书经历，“我”在得到了同乡T医生赞助的三元钱后，“怎样用呢？我移步向四马路去了。二月不到的四马路，改了不少的样子，造了不少的新屋，而最吸引人的是添了不少新书！……‘生活！生活！’我心底有声音在叫，所以我压制着欲望从C书馆，荡到K书店、M书店，但是一到了L书店的门口时，一个广告吸引了我：‘石炭王’，什么生活生活的声音也压制不住了，我终于花了一元三角钱买了一本！出来之后，我又到P书店转了一转，就一直搭车到闸北去接洽职业去了。”再加上写诗的殷夫对俄国革命的向往，他关注《新俄诗选》是自然而然的事。

殷夫留下的杂文不多，《名人与生意》在题材上的独特性很显见，表明作为革命诗人的殷夫，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在政治抒情诗与政论文写作之外，同样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社会时弊。

《苏俄妇女生活近况》发表于《女青年月刊》1929 年第8卷第8期，署名徐白。徐白是殷夫原名，也作笔名之一。这篇杂文被遮蔽，大概与其发表的刊物是由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有关。文中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是殷夫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关注点。

妇女解放问题一直是殷夫革命思想的重要视域，但尚未被研究者关注。据阿英回忆，殷夫经常参加争取妇女解放的活动，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与青年妇女运动关系密切，而且作过若干理论阐释。1930年12月，他曾就阿英的问题 “为什么对列宁论爱情的观点这么感兴趣”，谈过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妇女应该是社会平等的一员，然而在我们国家妇女则是奴婢。我相信：在未来的社会，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起着与男子同样的作用。列宁的文章帮助我明白了这一点。”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在自由的中国，青年和姑娘，工人和女工，农民和农妇，都是以平等的姿态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在诗歌中，他既悲哀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国，妇女被“钉在三重十字架之上”受尽侮辱和奴役（《东方的玛利亚》），也歌赞革命与斗争的女性（《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小说中，他以不同阶级妇女的对比来探讨维护妇女权益的意义所在（《“MARCH 8”S——A sketch》）。《苏俄妇女生活近况》与上述诗文构成了回声与参照。文章聚焦苏俄1917年大革命后妇女在婚姻、劳动、政治、经济权利诸方面的改良，实则借此表达对中国妇女生活的美好期待。从性别视角观照妇女解放，立意于其独特意义，而未将之简单地融于阶级解放，这一被忽视的革命思想更加丰富了殷夫的思想面貌与革命业绩。

《关于斯巴达卡斯团》刊载于《摩登青年》1930年第2期，署名“雪华”。这是一篇德意志革命史上“短短的斯巴达卡斯团史”。推断此文为殷夫所作，一是据文前小引，“因为看到最近李华君译的《德意志革命史》中对斯巴达卡斯团颇有不直其所为的地方”，与殷夫作于本年的另一篇政论文《李卜克内西生平事略》中述及曾读过李华君译《德意志革命史》的话相互印证——“斯巴达卡斯团的活动，是一段极有光彩的斗争史，便是修正主义派做的《德意志革命史》（李华君译）里也这样写道”。二是内容上颇多重合。两文对斯巴达卡斯团的来历、性质与宣言、李卜克内西生平的介绍高度吻合，多处形成呼应，并都借对斯巴达卡斯团与李卜克内西的评述，表达对革命形势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生平事略》中阐释的革命思想，如“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来消灭世界大战”等，也与《关于斯巴达卡斯团》的核心观点大体一致，“要使这劳动民众的牢固团结有完全的政治权力可以的革命，所以非无产阶级专政、非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可了”。两文最后都分别在文末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三是行文风格一致，客观阐释与主观评述交替行进，如《李卜克内西生平事略》中提及“斯巴达卡斯”的来历：“这字本是一个罗马奴隶的名字，他曾做过牧人、山贼，最终就做了武士角斗的奴隶。但他却是一个革命家。”《关于斯巴达卡斯团》中“斯巴达卡斯……他虽然是一个奴隶，但他却是一个最有血性、最勇敢的革命家！他曾做过牧童，当过军人，后来又做过山草英雄的头领”。

也许有人要问，“雪华”不是殷夫笔名，是否另有其人？确是如此。这涉及殷夫短暂人生中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殷夫进团中央宣传部之初，在上海沪东区工厂、学校从事争取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宣传工作，期间结识了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部长苏雪华。苏雪华原名谢绮孟，1907年生，广西临桂县人，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曾在梧州女子师范求学，遭广西军阀缉捕，逃往广州，参加共产党，后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冬，她与同学曾任良结婚，1929年独自回国，在上海化名苏雪华，以纺织厂女工夜校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青年妇女运动。殷夫与她因工作关系联系密切，曾向她求过爱。但谢在生活上很严肃，不曾与殷夫跨越“姊弟关系”。因而，殷夫写下那首《最后的梦》：“我在最后的梦中看见了你，你像女神般端正而又严肃，你的身后展开一畦绿的野地，我无可慰藉地在你脚下泣哭。”殷夫在小说《小母亲》中塑造的女革命家形象林英，原型即谢绮孟，可见“雪华”在殷夫心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该期《摩登青年》刊发诗文较多，故殷夫借用其名字署名，也在情理之中。此一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确另有一作者“雪华”，但并非谢绮孟，而是一位原名汤雪华的女作家。汤雪华，1915年生，浙江嘉善人，曾任报刊记者、商务印书馆编辑等职，为《中央日报》编辑胡山源义女。其在二十年代末的创作不多，只有散见于报刊中的一些消息通讯，创作高峰在四十年代前中期，以散文、小说为主，文笔清隽婉丽，极具女性气质。其文笔与行文风格，迥异于《关于斯巴达卡斯团》的政论文风，故不可能是此文作者。

三、政论文三篇

殷夫不仅是诗人，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也创作了大量政论文。新发现的政论文《反帝大同盟扩大会与今后的反帝运动》《今年的“六二三”纪念》《国民党的体育运动》三篇，增添了殷夫的创作实绩，对于我们进一步寻绎殷夫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历程，探究他的政论文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反帝大同盟扩大会与今后的反帝运动》发表于《列宁青年》1929年5月15日第1卷第15期，署名伊凡。笔者认为它是殷夫的作品，一是因为，如前所述，殷夫喜欢使用音近笔名。“伊凡”不仅是“殷夫”“殷孚”的谐音，也是殷夫另一笔名“IVAN”的译音。需要说明的是，与殷夫同时代稍后时期，以“伊凡”为笔名的作者，另有三人，但都不可能是此文作者。一位是国际政治形势研究专家，其文均为国际政治形势分析和抗战时期国内形势分析，发表时间在三十年代中后期至四十年代中后期，此时殷夫已经牺牲。一位是小说作家，创作内容多为时代背景下底层青年尤其女性没有出路的生活和悲苦命运，发表时间集中于三十年代中后期至四十年代中期，文笔细腻清丽，显然不可能是此文作者。还有一位是医学研究者，其文均为医学论文，更不可能是此文作者。

1929年春，殷夫回上海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主要从事的革命工作与反帝运动相关。在他作于同年12月17日的政论文《目前中国青年反帝运动的战术》中，他曾论述上海1929年5月以来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上海自‘五一’以后的青年反帝运动呈现出一个很大的复兴”，“这个浪潮，经过‘八一’、‘九一’、‘九二一’等示威运动之后，不断的高涨”。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提到反帝组织的扩大与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建立：“在张案运动中，上海的青年界就自动组织了‘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包含了一百多个民众团体，工作异常紧张，并且派代表出席国际青年反帝大会。到了现在，该同盟的发展，非常迅速，各处都成立分同盟。”从对这些反帝斗争的熟悉情况看，该年春天正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殷夫，极可能是这些反帝运动的在场者或者亲历者。也可显见他与“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密切关系，“工作异常紧张，并且派代表出席国际青年反帝大会”说明他应该参与了大同盟的筹备工作。《摩登青年》创刊后，即成为大同盟公开刊物，编辑部以团体名义加入。殷夫作为主编，较多承担了其中一些实际工作，也可说明。《反帝》从写作时间看，也恰是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的筹备阶段。从内容看，文中论述了本年1月中旬国际反帝大同盟执委会所召集扩大会的情况，提出开展反帝运动的建议。应该说，文中对于反帝大同盟与今后反帝运动问题的清晰认识与深刻洞察，不是一位亲历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目前》文中提出的观点“五卅以后，资产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去做帝国主义的买办，与封建势力同朝称臣了”、“坚决的反对改良主义”。与《反帝》中阐发的观点“改良派和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敌人”一脉相承，并且，两文都切实谈到反帝运动要注意国际联系与呼应问题。《反帝》中的观点，“各国的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是世界上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到《目前》中则进一步推进到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文章发表于《列宁青年》，殷夫正是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之一。本期《列宁青年》也刊登了主编华少峰的三篇政论文。目前学界认为，殷夫是在1929年8月进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协助华少峰编辑《列宁青年》，并开始在此刊发表文章。确定《反帝》为殷夫所写，那么，殷夫与《列宁青年》和华少峰发生关联以及发表政论文的起始，则可从该年8月前溯至5月。这对于殷夫生平线索的梳理与年谱编撰中时间节点的推定，无疑是一个新突破。

《国民党的体育运动》《今年的“六二三”纪念》分别发表于《列宁青年》1930年第2卷第15期、第14期，均署名“白蒡”。首先，从笔名习惯看，殷夫喜欢采用音近字作为笔名。白蒡，正与“白莽”音近。而且，白蒡即牛蒡，其根可食用、入药。殷夫的父亲是位民间医生，殷夫从小耳濡目染，故用此笔名在情理之中。此外，“白”是殷夫称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字。他原名徐白，他常常喜欢以“白”自称，在书信或文章署名中，也常直接以“白”落款。这些为推断“白蒡”是殷夫笔名之一提供了佐证。其次，《国民党的体育运动》前段引文，“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或改良主义的青年组织，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教育的、体育的、娱乐的、运动的、军事的、政治的、宗教的，以至自由思想的，及工厂体育俱乐部、童子军等等……）在劳苦青年群众中散布资产阶级的毒针”，所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重要文件《少共国际纲领》，正是由殷夫翻译。在同年9月所作《一部青工必读的书籍》中，他还将《少共国际纲领》推荐为一部青工必读的书籍，号召无产阶级青年阅读。从思想内容分析，如果说《少共国际纲领》的引文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国民党的体育运动》则是从体育角度阐释的具体例证：童子军大检阅、全国运动潮、远东运动会正是国民党散布“资产阶级毒针”的伎俩。殷夫从事革命宣传的习惯，或紧跟党团中央指示的工作思想，宣传鼓动；或围绕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时政，以笔为刀，形成了他政论写作的两大类型。《国民党的体育运动》是领会《少共国际纲领》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今年的“六二三”纪念》则属呼应时事之作。

署名“一俘”，载于《摩登青年》1930年第1卷第2期还有一篇杂文译作《两个美国小朋友的文章》，这是译自美国《劳动报》的两篇美国小朋友的通讯。

学界一般认为，殷夫学过英文与德文。他于1920年进入象山县立第一高小开始英语启蒙，1923年、1926年进入上海民立中学、浦东中学后继续学习英文，1927年进入同济大学开始修习德文。而事实上，除了英语、德语，他还自学了俄语。这源于他因革命情怀对苏联的向往，期待前往苏联学习。阿英曾回忆：到1929年，“他（殷夫）参加了《列宁青年》的编辑。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的稿件很多……当我见到他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文稿时，我很惊奇，因为我知道他懂英文、德文，没有学过俄文。后来遇到他，才知道他又学了五个月的俄文，结果竟能进行翻译了。”

殷夫很早就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他短暂的一生为社会做出了诸多贡献。这些新发现的佚文，使我们能够更深入探析殷夫短暂人生中的主体精神、思想历程和社会作为，同时还能了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关信息。因此，这些佚文非常珍贵，不仅对于研究殷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现代历史文化研究也颇具参考价值。基于此，笔者对其作了初步考释，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本刊近日向象山县委党史研究室赠刊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四期，注释从略）

稿件初审：李玉俐

稿件复审：郭娟

稿件终审：孔令燕

2024年度《新文学史料》全国征订

邮发代号18—162

2011—2022年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