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发现现代作家萧军的两则佚文，经核对2008年版华夏出版社的《萧军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确认佚文未曾被收录，相关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相关工具书也未提及。佚文按照《全集》分类，应归于散文集中。

第一则是《小说用语（个人的意见）》，署名田军，发表于1937年《语文》第2卷第2期。《语文》1937年1月在上海创刊，月刊，由朱执诚编辑，新知书店发行，1937年8月停刊，为语言文字类刊物。主要撰稿人有周有光、茅盾、曹聚仁、徐懋庸等，包括翻译讨论、语言通俗化讨论、修辞法新论等栏目。发刊词言：“从‘语文’这两个字上，读者会想：‘这一定是个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刊物。’你猜得一点不错！然而，请你不要怕‘专门’这两个字。我们并没有叫读者全成为语文学者的意思。《语文》是个专门刊物，这意思不过是说，我们既不谈‘军缩问题’，也不谈‘雪花膏制法’，而专门谈些关于语言、文字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语文》是个专门的刊物，这意思并不是说，这里面的文章专门得一般人都看不懂，只配给专家传观，事实倒相反，《语文》要做到大家看得懂，要做到对于作家、翻译家、话剧家、国语教师、大学生、高中初中生、乃至一般会说话、会写字的人无不有益。”由此看出该刊的宗旨和目的。

“田军”是萧军的重要笔名，1936年发表《〈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时就曾署名“田军”。萧军专门谈小说创作的文章很少，他在佚文中对小说用语从“一般用语、对话、方言和拉丁字”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般用语：尽可能‘简单，明瞭，真切，坚实，精炼’”，这与他在1938年《不走正路文集》“第二章 文盲三十万”中谈到文章文字的标准基本一致：“第一：适用。第二：坚实精确。第三：好看。”关于“对话”用语，他认为要“真切，鲜明，不浪费……尽又能接近一般口头用语”，在《不走正路文集》“第二章 文盲三十万”中也说“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号，一种口语的延长，并没有什么奥妙，里面也并没有上帝”，表明他对文学创作语言有基本一贯的看法。

萧军在佚文中还表达了对未来使用“世界语”的期望：“将来，我们不独要消灭‘方言’，而且还要应用人类共同的语言来写作。”这里“人类共同的语言”指的就是“世界语”。《语文》1937年第1卷第1期曾转载鲁迅为“世界社”所写的《关于世界语》，文中说：“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由此可以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他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在第2卷第2期，还发表了胡愈之的《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郑振铎的《世界语运动》等关于世界语的文章。1942年，萧军在《还愿意学下去——给世协壁报补白》中曾回忆自己学习“世界语”的情形：“要学世界语是十几年前，开始学世界语也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佚文如下：

因为写过几篇小说，便也有人问过我关于写小说用语的意见。如今就写几句，充做语文的“补白”。

A.一般用语：尽可能“简单，明瞭，真切，坚实，精炼”。能够用一句话说得明白透澈的，就不必用两句话；能够用五个字眼的，就不必用六个字眼。这样才会使你的每句话，每个字眼，像天然铸成一体似的，别人要想增删更改也不可能。要能做到不独每个字眼，甚至每个铅字……全好像单独的为你的文章而预备似的才对。文章用语，要有一种精纯的排他性，换句话讲，就是假定描写一件事物的用语，要使每个读了的人，感觉到非如此写就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超于此的才对。——当然，我们这说的是标准，实行起来，并不是一日的工夫就可以达到的话。

B.“对话”用语：小说里的“对话”比剧本里的对话还要难。剧本里的“对话”，要在舞台上，用具体的人说出来的，其间藉了演员发音的才能，环境的反映，说话时作为“语式”的动作……这些可以救助了文字上“对话”底缺陷，能够很鲜明的就把那人物的性格刻凸出来了。小说呢，却要在纸上用一两个字，一句话，而获得舞台上的效果，所以我说，小说里的“对话”比剧本里的“对话”更艰难。更要考虑。也就是说，真切，鲜明，不浪费…尽又能接近一般口头用语。

C.方言使用：关于方言使用在小说里这里我有两点意见：

一、 对话。

二、描写事物。

前者，为了要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人民底特殊性，习惯用语等，方言是要用的。不过要尽可能减少，再能不用就不用，因为一篇作品，作者他不能指定限于某个民族，国家，地方……人民读的，虽然他可以说是为了谁而写的话。既然如此，方言太多就会阻害了读者的感情，印象要破碎，不独别的文字系的读者要感到艰难，就是同一文·语系的读者，也要感到不便。为了追求一句不可解的方言，致耽误了感情全程的进行，无论这方言本身是否有若干价值，也是有害。文字的目的是传达人的感情，而不是传达方言，在文章里应用方言，也无非是为增加这传达底作用，为了方言用的太多，反成了阻害，还是以少用为宜。我这里说的“少用”，因为是我们生长在这还不得不应用方言和民族语言写作的时候，所以尽可能要少“用”。换句话，也就是尽可能消灭它，不要张扬它…将来，我们不独要消灭“方言”，而且还要应用人类共同的语言来写作。——当然这还是后话。不过，世界上为了言语的使人类的感情流通蒙着阻害，以致间接直接延缓着人类的痛苦，这却是一部事实。

“文字底书，是人类生活记载的书，不是‘方言’的辞典”。

世界上有好些很宝贵的各民族底作品，为了语言，我们却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理解它，这也是一部事实。

后者——描写事物——我主张绝对不用方言。尽可能用一般文学上通用的语言，或是一般口头用语。为了要精确地刻画一件事物，即使流于艰深一点也不要紧。当然，“故作艰深”又是别论。

D．拉丁字的应用：凡是描写声音的地方，或是特别到没有字眼可以表达的对话，我主张用拉丁字母拼音。这是准确的，至于完全用拉丁字写作，或是汉字和拉丁字合并写作——比方对话用拉丁字，以外用汉字——我也赞成。不过我自己还没有这样作的能力，将来也许试一试。

上面的几点意见，也许有和我表示同感的，也许有人早说过行过了，也许干脆就反对……这也是应该。因为，这里是说的我个人底意见。

七，廿六晨。

第二则是《三个故事》，署名萧军，发表于1939年《抗建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日）。《抗建半月刊》是抗日宣传刊物，主编谢六逸，1939年创刊于贵阳。《全集》中有篇文章名为《第四个故事》，不知和这篇佚文有无关系。

佚文为萧军1938年纪念“一二·九”运动时在四川大学的讲演，发表时已推迟近4个月。萧军在《三个故事》中说：“原来是打算讲四个的”，“第四个故事为了时间所限，却没有讲下去，这个故事却是中国真正的故事，而且就是去年在武汉，待将来有工夫我也许会写它出来。”而《第四个故事》讲的是萧军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时被“请客”而进警察局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938年12月《新民报·新民谈座》（《全集》没有该文发表的具体日期），后改名《“请客”的故事》发表于1948年《小说（香港）》第1卷第2期。萧军日记1938年12月16日记述：“在‘一二·九’那天，由警察限制的十分钟之内我做了讲演。讲了三个故事，对他们印象很深。最近写了《第四个故事》，没经检查就发了，我担心也许会出问题，结果还平安。”由此可见，《第四个故事》发表时间比讲演时间晚，应在1938年12月16日前发表，早于《三个故事》的发表时间。而且，日记并未记述《三个故事》的发表。

此外，《三个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在《全集》中有类似的文章，一是1938年9月撰写的《他也工作过了》，二是1946年1月撰写的《蹲在牛角上底苍蝇》，萧军1978年9月在回忆时曾说：“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多少年来无论谈话或作文，记不清曾引用过它若干次了。”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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