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存最早着録小说的书目文献，《汉书·艺文志》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基本的“法典”。它对小说概念的界定、小说价值与地位的评估以及小说文本的确认等诸多方面，一直影响着古代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生产。降及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汉书·艺文志》的遗响。

这样一部反映中国小说原貌与主流小说观念的书目，理应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拥有足够的话语权。20世纪以来，在中国文论研究集体患上“失语症”的大环境下，小说理论研究难以独善其身，包括《汉书·艺文志》在内的小说目録总体处于“失位”的状态。

现代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移植于西方，与《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今人大多不愿承认《汉书·艺文志》所録小说为小说。加上《汉书·艺文志》所録小说基本上名存实亡，今人无从窥其堂奥，于是这部本应成为评量中国传统小说准则的史志目録，逐渐被世人遗忘。它给古代小说研究留下的遗产，除了后人据此生造的作为现代小说参照物的“目録学小说”这个概念，似乎再难发现可以利用的价值。

然而《汉书·艺文志》所録小说毕竟属于历史存在，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它的属性。在汉人的观念里，这种文献就叫做“小说”。无论今人是否承认其为小说，此类文献作为“小说”被着録、被认可甚至被仿作了上千年，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

我们认为，《汉书·艺文志》所録小说及其体现出来的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的逻辑起点。

本章将首先回到汉代的历史语境，剖析《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命名立意；再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原《汉书·艺文志》所録小说的本真面目；最后再综合各种因素，论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文类属性与文体特征。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产生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这种分类思想始自刘向、刘歆父子对书籍的分类整理。

刘向校理群书时，为每书撰写叙録，叙述学术源流，辨别书籍真伪。阮孝绪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録，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本书。”

刘向的校理以学术思想为依据，按照学说体系编定群籍。余嘉锡云：“刘向校书，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学，出于某子，某篇之简，应入某书。遂删除重复，别行编次，定着为若干篇。……盖因其学以类其书，因其书以传其人，犹之后人为先贤编所著书大全集之类耳。”刘向的校理以学术思想为依据，按照学说体系编定群籍。余嘉锡云：“刘向校书，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学，出于某子，某篇之简，应入某书。遂删除重复，别行编次，定着为若干篇。……盖因其学以类其书，因其书以传其人，犹之后人为先贤编所著书大全集之类耳。”

刘向又将所有叙録结集成书，是为《别録》。

刘歆以《别録》为基础总括群篇，撮其指要，撰成《七略》。姚名达认为《七略》开启了古代的图书分类，他以《汉书》卷三十六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为据，认为“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故《七略》为图书分类之始。了古代的图书分类，他以《汉书》卷三十六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为据，认为“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故《七略》为图书分类之始。《七略》的分类标准较为驳杂，但总体上仍然以学术性质与思想派别为标凖。

班固删节《七略》旧文，参以己意，略加注释，遂成《汉书·艺文志》。其中“诸子”一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

“诸子略”的设立，是典型的学术系统分类。班固认为，儒、道等九家的学术思想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诸子略”的设立，是典型的学术系统分类。班固认为，儒、道等九家的学术思想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而小说家“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而小说家“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学术渊源不同，价值地位也存在巨大差别。关于小说家的设立，吕思勉的解释较为通俗，他说：“盖九流之学，源远流长，而小说则民间有思想、习世故者之所为；当时平民，不讲学术，故虽偶有一得，初不能相与讲明，逐渐改正，以蕲进于高深；亦不能同条共贯，有始有卒，以自成一统系；故其说蒙小之名，而其书乃特多。”

吕思勉进而指出，小说家之所以位列诸子之末，是因为“徒能为小说家言者，则不能如苏秦之遍说六国，孟子之传食诸侯；但能饰辞以干县令，如后世求仕于郡县者之所为而已。”吕思勉进而指出，小说家之所以位列诸子之末，是因为“徒能为小说家言者，则不能如苏秦之遍说六国，孟子之传食诸侯；但能饰辞以干县令，如后世求仕于郡县者之所为而已。”

然则“小说”一词究竟有何含义？班固为何要以“小说”之名为学术派别立目？这两个问题看似寻常，却都有深研的必要。

“小说”一词，较早见于《庄子·外物》：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庄子此文属诸子常用的“譬论”，即以“钓鱼”譬“得道”——“鲵鲋”譬“小道”，“大鱼”譬“至道”。

经世之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故能于东海之中钓得大鱼，即“至道”；轻浮之徒只会讽诵词说，只能于沟渠中钓得鲵鲋，即“小道”。由沟渠中不可求得大鱼的小道理，庄子又引申出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大道理，即成玄英云“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经世之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故能于东海之中钓得大鱼，即“至道”；轻浮之徒只会讽诵词说，只能于沟渠中钓得鲵鲋，即“小道”。由沟渠中不可求得大鱼的小道理，庄子又引申出了“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大道理，即成玄英云“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

庄子所言“小说”意有所指——不通“至道”的学说即为“小说”。其与“大达”对举，价值判断的意涵非常明显，“大达”既为“至道”，“小说”便成“小道”。

《论语》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正义曰：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论语》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正义曰：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

可见在儒家看来，“小道”亦指与己意不合的“异端之说”“百家语”，虽肯定其“必有小理可观览”，但也不讳言“君子不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小说”几乎成为不本儒家经典学说的代名词。《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刘宇上疏求皇帝赐予诸子书，大将军王凤认为不可，奏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小说”几乎成为不本儒家经典学说的代名词。《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刘宇上疏求皇帝赐予诸子书，大将军王凤认为不可，奏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

王凤虽未明言“小说”，但他所言“小道”“小辩”与《五经》相对，正泛指包括“小说”在内的诸子学说。

后汉徐干《中论》提出，人君之大患莫过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其近物而闇于远图”，所谓“详于小事”“察于近物”者，便包括“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后汉徐干《中论》提出，人君之大患莫过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其近物而闇于远图”，所谓“详于小事”“察于近物”者，便包括“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徐干所言“小说”，即指远离治国大略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晋郭璞认为《尔雅》“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晋郭璞认为《尔雅》“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稡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謡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于是“缀集异闻，会稡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謡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刑昺疏云：“群言，谓子史及小说也，言非但援引六经，亦博通此子史等以为注说也。”。刑昺疏云：“群言，谓子史及小说也，言非但援引六经，亦博通此子史等以为注说也。”

刑昺所言“小说”，同样与“六经”相对，指“异闻”“旧说”及“方国之语”“謡俗之志”之类。以“小说家”称引文献类目，并非班固首创，至少桓谭已着先鞭；且班固对“小说家”的界说，几乎未脱桓谭窠臼，故要明确《汉志》“小说家”的内涵，先要了解桓谭对“小说家”的认识。

桓谭《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除了从理论上总结“小说家”的形式与价值，桓谭还以实例为证，进一步明确了“小说家”的内涵：“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絶，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除了从理论上总结“小说家”的形式与价值，桓谭还以实例为证，进一步明确了“小说家”的内涵：“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絶，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

桓谭认为，《庄子》中“尧问孔子”之类寓言与《淮南子》中“共工争帝”之类神话皆不本经传，乃虚诞妄作，故皆属短书，即小说也。然此类文献亦有可观之处，不可尽弃。

桓谭对“小说家”的理解，乃其学术立场使然。《后汉书·桓谭传》言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桓谭对“小说家”的理解，乃其学术立场使然。《后汉书·桓谭传》言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世祖时，桓谭官拜议郎给事中，上疏力陈时政，其学术立场于此可见一斑：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李贤注：伎，谓方技医方之人家也；数，谓数术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图书，即谶纬符命之类也。）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李贤注：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李贤注：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不难发现，桓谭固守儒家学说，以尊经明道为要务，谏言皇上远离黄白之术与谶纬之说。所言“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即方士与史卜之官，是“小说家”的主要来源；所言“群小之曲说”“雷同之俗语”，指“奇怪虚诞之事”，是“小说家”的主要内容。

桓谭要求皇上远离的，正是儒家强调的“君子不学”的“小道”，此一观念，又是汉人对“小说家”的普遍认识。

桓谭与扬雄过从甚密，服膺扬雄，曾言：“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贵所闻贱所见，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桓谭与扬雄过从甚密，服膺扬雄，曾言：“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贵所闻贱所见，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

其持论以五经为本，视他说为“藂残小论”的立场，与扬雄几乎一致。扬雄《法言》云：“或问：五经有辩乎？曰：唯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宋咸注曰：“舍五经皆小说也。”其持论以五经为本，视他说为“藂残小论”的立场，与扬雄几乎一致。扬雄《法言》云：“或问：五经有辩乎？曰：唯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宋咸注曰：“舍五经皆小说也。”

所谓“藂残小论”即“丛残小语”，指不本经传的“街谈巷语”与“道听途说”，价值低下，时人视为“短书”。

王充《论衡·书解》云：“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之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论衡·谢短》又云：“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王充《论衡·书解》云：“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之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论衡·谢短》又云：“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

王充以“蕞残”“短书”指代“小说”，并非指小说书籍的形制短小，而是指此类文献内容穿凿失经，有违圣教。荀悦云“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王充以“蕞残”“短书”指代“小说”，并非指小说书籍的形制短小，而是指此类文献内容穿凿失经，有违圣教。荀悦云“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则称得上是对桓谭、班固的附议。

作为一种学说或观点，“小说”是形而上、抽象的；作为学说或观点的表达，“小说”又是形而下、具体的，呈现为某种独特的载体。

周秦时期，“小说”一词主要指不合己意的学说或观点，立场不同，对象便各异；到了两汉时期，“小说”一词已有明确的指称对象，指那些不本经典、价值低下、品格卑微的书籍篇目，“小说”至此已成一个文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