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因而得出结论，说史书都不可信，不值一看。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宣扬研究历史而不必读史书，其逻辑低能和反智倾已不需赘言。其实那句话是要告诫我们：读史需慎重，尽信书、不如无书——但绝不等于可以不读书。

在唐朝以前，史书一般由私人编纂，所以才有《史记》这种良史。《史记》不畏强权，大胆揭露汉武帝迷信方术、喜用酷吏的缺点，所以被王允骂作“谤书”；到了魏晋时，陈寿以亡国之人为三国著史，只得尊曹魏而贬吴蜀，还发明了回护法，专门为司马氏避讳，史书越来越有“胜利者书写”的味道。

到了唐朝，官方彻底主导了史书的编纂工作，从《魏晋》到《隋书》，都是在官方的组织下，由写作班子集体创作完成。既然史学家领取朝廷俸禄，并在高官的总裁下修史，自然不敢记载不利于官方的史实了。他们或者写得语焉不详，或者在评价上予以美化，或者缺而不录，当然，最恶劣的就是直接篡改历史。对我们来说，《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史书如何篡改历史的例子。

编于五代的《旧唐书》

唐太宗是否篡改过历史？

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个功勋卓绝的帝王，但无论他的功绩如何巨大，总是洗涮不了“得位不正”的污点，这个污点就是杀兄、屠弟和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当修史书的权力由皇帝掌控时，篡改历史的诱惑便产生了。

唐太宗曾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房玄龄解释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说明史官惧怕皇帝干预修史，会破坏史书的客观性，所以才不给他看。

唐太宗想打破先朝惯例，于是说：“朕之为新，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谏议大夫朱子奢知道后，劝太宗不要干预史官的工作。他委婉的说即使陛下圣明，只看不改，也难保后世的君主介怀于此，要求饰非护短，篡改历史，导致史书失去客观性。无奈唐太宗不听，依然坚持看完了《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和起居注等书。当他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时，觉得里面有太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

“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于是，在皇帝的特许下，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的惨剧得以详细的记载了下来。但这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觉，仿佛我们现在所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史料是真实、完整的，好像唐太宗从未干预过史官的工作，而且还积极要求还原历史。其实并不是这样，唐太宗虽然对杀兄屠弟的事情不忌讳，但他抹掉了一件事实，那就是“逼父”！

唐太宗打破了皇帝不能看国史的惯例

《旧唐书》中记载的玄武门之变

大唐享国近三百年，历朝皆有实录。自唐宣宗后，实录始缺；又有吴兢、柳芳等人四次修国史，故唐朝的史料，本已详备。及至末年，黄巢攻破长安，兴庆宫被焚，内藏国史、实录皆化为灰烬。五代时，后晋主持修《旧唐书》，多采用残缺不全的《实录》为底本。因此，我们可以从《旧唐书》中略微看到《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的影子，根据里面的记载，可将玄武门之变的始末简单梳理如下：

一、晋阳起兵，世民参与预谋，高祖许诺事成之后封其为太子，世民辞让；

二、唐夺长安，太子建成功大，东宫联合后宫开始与世民为敌；

三、李元吉加入权斗，劝太子杀世民，太子不许；

四、仁智宫事件，建成欲图世民，反被世民告发谋反，高祖各打五十大板；

五、高祖开始怀疑世民，每次将天下征讨之事托于世民，事平之后，猜忌益甚；

六、太子夜招世民饮酒，世民无故中毒。事后，高祖终于交底，欲中分天下，让世民出守洛阳，仿汉景帝与梁孝王故事。世民想要依靠父亲废换太子的希望落空，和平夺权开始向武力夺权过度；

七、太子与元吉共谋瓦解秦府势力，借北征突厥的时机拉杀世民，并尽坑秦府诸将。世民在谋士的挑唆下，决定发动兵变；

八、玄武门悲剧发生，世民杀太子与元吉；

九、高祖认定建成、元吉谋反，立世民为太子，数月后退位为太上皇，建成、元吉皆族灭。

《旧唐书》中对世民屠杀建成和元吉的记载很详细，但对高祖让位于世民的过程却写得非常简略。世民在庚申日屠杀建成、元吉，当天高祖就下诏大赦天下，“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三天后，又立世民为皇太子，下诏说：

“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可见，从这天起，高祖这个皇帝就已经被架空了。过了十几天，壬申日，高祖以手诏赐给裴寂等旧臣，里面说：

“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故知高祖在当月就知道自己的皇位不保，已经做好了当太上皇的打算。之后，过了两个月，他才便下诏传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淡出权力中心。《旧唐书》虽然如实记载了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的行为，但故意隐去了他逼迫父皇退位的事实。

唐太宗曾逼迫唐高祖退位

史书记载中的一个漏洞

唐高祖的迅速退位让人们产生遐想，猜测太宗是否逼自己的父亲交权。但由于各种史书都受到官方的严密控制，所以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记载。不过在史料之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处漏洞：

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李世民密奏于高祖说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想要杀害自己，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高祖知道后，很惊讶，对世民说：

“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张婕妤知道了高祖与世民的计划，便给建成、元吉报信。元吉劝建成明天不要入宫，建成不听。这说明，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高祖已经接受世民的控诉，打算在第二天追究建成、元吉的责任了。而且高祖还倾向于世民，叮嘱他“汝宜早参”。到了次日清晨，史书又说：

“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可见，如果高祖追究下去，建成、元吉的末日已经临近了。世民完全可以等到早朝时，用合法的手段，借助高祖来治建成和元吉的罪。然而，当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不对，想返回东宫时，世民却忽然出现，射杀了建成。此时伏兵已久的尉迟敬德也立即追杀元吉，双方士兵互相攻击，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东宫兵才溃散。这说明世民并没有提前入朝等候，更没有“早参”，而是埋伏在玄武门外，准备先斩后奏。

玄武门之变

杀兄屠弟后，世民急命敬德去见高祖，史书记载说：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

高祖急问敬德是谁在作乱，敬德回答说是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因而举兵诛之，害怕惊动陛下，所以派臣前来“宿卫”。高祖于是与裴寂等商议如何是好，萧瑀、陈叔达便劝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如今秦王已经诛杀了他们，士民归心，陛下不如委国于秦王。高祖回答道：“善！此吾夙心也。”

史书想要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起初世民向高祖告发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图谋不轨，于是高祖决定次日追究二人；但是就在第二天，建成和元吉走到玄武门时，忽然改变计划，想返回东宫，引兵作乱。所以世民才先发制人，杀死了他们。之后派尉迟敬德入宫向高祖禀报情况，高祖也将建成、元吉视为反贼，认可世民在玄武门的做法。为了嘉奖，还封他为太子。

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资治通鉴》《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说玄武门之变的时候高祖正与裴寂等人泛舟海池。对此，朱熹就诘难说：

“高祖见三儿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朱子语类·历代》）

高祖前一天还收到世民的举报，准备审问建成、元吉，此时应是坐在朝堂上，等候三个儿子入朝对质。结果反而优哉游哉的泛舟海池，直到尉迟敬德入见才知晓出了大事。这种明显矛盾，不得不说是史书中的一个漏洞，或许是篡改历史后留下的痕迹。

史书美化历史，让唐高祖认可李世民在玄武门的做法

唐太宗不仅杀兄屠弟，而且还逼父退位

从唐高祖泛舟海池这个漏洞中，我们可以推测世民密奏高祖之事是史家杜撰的。世民并不曾向高祖举报，高祖也没有准备会审。世民忽然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兄屠弟。此时的高祖尚未察觉异动，依旧像往常一样泛舟海池。之后忽闻噩讯，猝不及防，又见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阶前，已经被挟持了。萧瑀等知大势已去，所以才劝高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高祖无可奈何，只得听从。这样，世民便借高祖的名义，坐实建成、元吉谋反的罪名。其实真正谋反的人，是逼迫父皇的世民！

高祖当皇帝后，对世民虽加以重用，然而多有忌惮。当元吉密请诛杀世民时，他就回答说：

“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

这个儿子，他真是又敬又怕。对于儿子们的皇位之争，高祖先是采取调和的态度，想要太子建成继位，然后世民出居洛阳，中分天下。之后又听从建成、元吉的谗言，黜免秦府诸将。世民被逼无奈，便在谋士的唆使下，先发制人，屠杀建成、元吉，然后派尉迟敬德入宫去控制高祖，以高祖的名义宣布建成、元吉谋反。按理来说，世民杀建成、元吉时尚未为帝，是兄弟互相残害而已，不可以谋反论。况且建成、元吉只是想杀世民，何曾害及高祖？世民竟敢借高祖之名，坐杀建成及元吉诸子，族其二宗，残忍之甚！因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

唐太宗允许史官如实写下杀兄屠弟的史实，但不允许、或者史官也不敢如实记载他逼迫父皇的过程。他忽然发动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之后一不做二不休，逼迫父亲立自己为太子。所以高祖当时就宣布权力皆归太宗，并且感叹皇帝是做不下去了，只能加“尊号为太上皇”。

因此，通过“泛舟海池”这个漏洞中，我们可以看出史书隐去了唐太宗逼父的事实。并且借高祖的名义来给玄武门之变定性，坐实建成、元吉谋反的罪名，洗刷了杀兄屠弟逼父的污点。把玄武门之变美化成周公诛管、蔡的事迹，其手法亦高妙矣。

读史不可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