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固仁

“不要人夸好颜色，但留清气满乾坤。”翻开厚重的历史可以看到无数个人物最终黯然凋落成几片文字，而他们生前无不想以昂扬的正面角色出现在史书之上，以此让自己的色彩穿越历史受人仰慕。

无疑大唐的李世民对于身后名做了最为全面的保护，因此如同一个高超的时间设计者，最终让他的身上披满了光环，事情发生在贞观三年的某种布局。

李世民

这一年，按照李世民的设计由宰相负责监修《国史》，这种制度上的高配无疑让《国史》工作成了帝国极端重要的一部分。此时宰相房玄龄刚好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看得出是李世民对他的极大信任。在君臣谈话之间，李世民对大唐国史文风进行了定调:“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那么大唐的《国史》要“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就是说，无论官员们发表务实的政务批评，不管李世民本人同意与否都要如实记录下来，然而接下来的李世民开始忧心忡忡起历史将如何定义他的往事。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事变的上位之举，曾经成就他的皇储和俯瞰帝国的宝座，也成了他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不管如何，李世民的亲手杀死骨肉兄弟，无论如何都有悖传统，血腥污渍必然喷洒在各种版本的书籍，为此他忧心忡忡想如何淡化或是涂抹腥红的兄弟之血。

六年后，当李渊去世后，李世民想看看自己的《起居住》到底什么样子，当时的谏议大夫朱子奢拿出一大堆理由表示拒绝，并安慰李世民“圣躬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李世民听了表示认可。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负责编纂《起居注》，李世民不无羞怯地问他说:“卿负责起居注，到底写什么内容呢？大抵给我这样的皇帝看看可以吗？”并保证想看只因为担心自己曾经有过过错，“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颇不识时务又慷慨激昂地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类似古代的左右史，记载皇帝言行，好坏都要记下来，但是从来没听说有皇帝看自己起居注的先例。”顶的李世民颇为尴尬又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悻悻地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我如果真有不好的地方，你难道就真的敢记下来吗？褚遂良的回答也较为干净，我就是干这行的，怎么能不写呢？一旁的侍郎打圆场说:“皇上有无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大家都看得见，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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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的一天，李世民再次与房玄龄探讨国史问题，并再度提出疑惑:“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对答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李世民不得不摊牌说:“我跟古人想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想看看国史，无非是写好事也无所谓，如果写了不好的，我就是参照一下作为警训，以便此后改正。”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房玄龄只得照办，于是他与许敬宗把《国史》删改为《实录》呈递给李世民亲自阅览。

果然，李世民最为担心的玄武门事变的描述让他非常不满意，“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不满意怎么办呢？删掉又不行，因为这件大事早已经天下皆知，为此李世民换了一个角度去评价这件事，认为这是与周公一样诛杀奸佞，“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因此最后定调说:“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辞，直书其事。”

开元之治

按照李世民的逻辑，自己的玄武门之变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大之举，是大义灭亲的无奈选择。最终他对褚遂良要求“不书吾恶”。

此后，李世民全面掌握了国史编纂的绝对话语权，负责这些工作的房玄龄、许敬宗等人因此获得赏赐，长期让李世民焦虑的事情得以解决，为此合上《实录》，李世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经过李世民亲自“把守”的《实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自然是扑朔迷离的一层云山雾漫，让大唐的盛世光辉笼罩着永不消散的谜团。

按照李世民的历史逻辑，只有彻底否定李建成早年对大唐建立的作用，继而他的背影将被全面放大，显然这并不符合真正的历史。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生动再现了李渊如何带领几位生龙活虎的儿子们开辟基业的生动画面。从大业十三年开始，按照李渊的分配，几位儿子们负责分工不同却协调有力推进了整个战场的计划。从后来的历史资料表明，李世民虽然颠覆《实录》本质，但是还有其他著作对李建成的作为给与了全面清晰的描述，至少，李家的军功章有他李建成的一半。尤其是在决战攻取长安时，李建成负责东面和南面，李世民负责西面和北面，而最先突破城内的是李建成部。但是对于深谙历史战法的李世民轻易能够将此改写，这些都不属于障碍。

贞观政要

如同高超的书法大家一样，如何把一幅作品达到无形胜有形才是最高妙境。至于嫡长子制，这些也都因他被无限放大的战功、能力、智慧所掩盖，李唐的子民应该庆幸这位男人曾经在大唐关键时刻挽救了天下于水火。此后的《旧唐书》也对此事进行了描述，认为李世民“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

此外，其他同时著作中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增加了更多说服力的例证，认为“建成残忍”，不能主持李唐江山，李元吉更是“凶狂”，有“覆巢之迹”。最后下结论是:“如果不是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李唐基业。”

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是大唐一流人物，除了硬实力过硬外，软实力的包装也不可忽视。无论李世民生前的相关史学和身后的盖棺定论都较为规范和高度评价了李世民的历史地位。贞观之治如同猛烈的狂风席卷了大历史的进程，甚至李隆基时期还在想念先祖的往事:“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与民休息，比屋可封。”关于李世民的身后评价，尤其以《贞观治要》最为全面而成功。他的后人唐宪宗即位之初颇为深情地说:“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悚慕不能释卷。”无独有偶，唐文宗“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李唐的子弟们对李世民的膜拜在李唐就掀起几度狂热，或许这正是李世民当初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