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较于实证主义的19世纪，今天的中世纪史学者大概并不倾向于认为，通过史料就能够轻易直观其背后的历史世界。因为史料绝非始终“诚实”。书写是一种权力表达，史料也不例外。权力会造成历史呈现的变形。举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751年称王一事为例。成书于8世纪晚期的官方史书《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绘声绘色地叙述丕平在篡位前如何向罗马教廷遣使，教宗扎迦利如何以实力和身份理应相符的理由批准丕平称王。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质疑这条材料的可靠性。质疑者立论的核心依据之一是，无论是罗马方面成书比《法兰克王家年代记》更早的扎迦利传记，还是保存在加洛林宫廷的法兰克国王与教宗之间的往来书信，都完全没有提及此事。《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对丕平称王前与罗马教廷的交流做了过度戏剧化的渲染。更有极端论者提出，丕平遣使教宗一事完全是加洛林政权在多年后为强化自身合法性而向壁虚构的“权力的幻象”。事实上，像《法兰克王家年代记》这种由政治权力中心制造的史料往往更可能夹带扭曲历史真实的“私货”，却在抄本传播中具有先天优势，形成主流叙事，成为史料批判的漏网之鱼。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在史学传统中优先级别更低的史料，甚至是这些史料中的“沉默”，经过细致的辨析和论证，很有可能会打破这种权力制造的历史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