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由于推送标题字数限制，标题被略微简化。文章原标题为：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作者简介：汪 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4—36页

摘要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

历史；文化；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乡村面临现代工业文明的紧迫压力，现代制度的渗入改变了乡村原有的政治结构、文化规则和社会联系。乡村内各个阶层、不同团体以及每个个体又以不同姿态应对这一新的历史进程。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乡村并未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财富积聚与政权稳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的政局动荡、经济衰败、农民生活困苦，引起中国学界对乡村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高潮。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又掀起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潮，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成果成为今天国内农村研究的重要理论出发点。

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在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展开了对中国华北乡村（1900—1942）社会变迁的分析，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由于该书所展现的研究思路较之前同类研究有较大突破，在它的启发下又产生了许多富于成果的研究，因此其学术影响持续至今，成为当前研究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经典论著。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正处于困境[1]。本文拟通过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对中国乡村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启示。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试图以历史纵向与文化横向两条脉络勾勒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华北乡村的社会全景。该书试图回答：由晚清政府启动旨在拯救民族危亡既而扩大国家权力的现代化过程，缘何在华北乡村遭遇失败？又为何当民国政权意欲延续这一进程时，却以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而告终？杜赞奇确认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重要的分析概念[2]3，杜赞奇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或称“关系”，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团体及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和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的相互关联）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从史料对比中归纳得出了由于国家政权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其在华北乡村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结论。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顺应民心，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末和民国政权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2]51，从而失去其实现“政权建设”宏愿的有利条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共产党政权。

尽管此书是一部社会史论著，但正如著者所指出，此书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因此该书就有其鲜明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特色。本书所引用原始研究资料虽时过境迁，但书中呈现出的作者的分析思路与论证逻辑使该书至今还在不断引发读者深思和学术讨论。从当前学界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现状的反思来看，尽管乡村社会研究成为“显学”，但整体上看学理水平仍很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法论限度”[1]。杜赞奇的这本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凸显其学术价值，以下笔者将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该书三点方法论启示：

一、重视提炼基本概念，呈现强大的理论关怀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里，作者提炼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目的有三：一是充分描述华北乡村中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系的具体形态；二是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所搭建的分析框架，从该概念涵盖的各个方面考察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其内部发生变迁的过程；三是通过构造新的概念，力图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从而为建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作学理上的努力。此外作者还依据研究需要对其他学者创立的概念进行了借鉴与扩展，如借鉴吉尔茨提出的“内卷化”概念将其扩展为“国家政权内卷化”。若以这些概念为阅读线索，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关于华北乡村的分析形为文化阐释，实为理论建构，虽说这一理论模型建构的夙愿并未如杜赞奇希望的那样充分实现，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

回望近年来“自下而上”的农村研究方法的盛行，很多学者都从实地调查出发极尽对乡村社会的事实描述，这虽然对空谈理论的研究不无裨益，但如果始终停留在白描阶段，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再往后发展就只能是徒有本土化研究之虚，而无理论创建之实。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依据这一概念展开的一系列乡村社会研究都表明：事实描述背后透出的个人观点如何借助概念提炼的过程表现出其强大的理论说服力。这里我们无意评说“差序格局”概念对当今乡村社会现实解释力的大小，也正如我们不苛求“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对当前乡村社会研究能否具有强的可操作性，我们这里只关注，在从事乡村社会的学术研究中，有多少学者注意到了概念提炼的问题？又有多少分析性概念被提炼出来？按照规范的社会学分析范式，一项研究的过程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都离不开概念界定和操作化这一环，只是分析技术有别，学理基础有异。杜赞奇这本书所做的研究尽管采用了个案研究方式，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仍是遵循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种学科规范，但是我们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他通过提炼分析性概念从而在构建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

对中国学者来说，社会学研究范式是舶来品，我们引入社会学这门学科以来，不由自主就接受了西方考察社会的模式。当然在反思性很强的学术团体中，有一些学者也提出我们要怀疑这种现代性框架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合理性本身。但是笔者认为，在社会科学史上，社会学之所以能于19世纪30年代在西欧得以产生，而后又迅速地被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群体性的学术活动取向，事实上就是对上述怀疑的回应，或者说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解决办法。我们反对的是那种脱离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而简单地移植、套用国外社会学尤其是欧美社会学的做法，我们赞同将社会学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以本土社会为基本对象展开研究活动[3]388—390。因此，尽管我们能从近年来走热的农村社会研究中获得丰富而生动的田野札记与乡村体悟，但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给予这些经验材料更大的理论关怀才是当务之急。而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中心或基础概念的提炼工作首当其冲。从这个角度看，杜赞奇著作中对概念的提炼、分析和应用对于当前仍停留在经验描述和就事议论阶段的学者来说，很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二、文化视角的选取化解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

在杜赞奇这本书中，通篇都贯穿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这正是他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着墨之重点。近年来，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备受研究乡村社会学者的青睐。从政治分析的角度讲，这样一个框架是将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国家，公共的政治领域；另一极是社会，私人社会领域和民间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这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4]8。这个两分框架对于从宏观角度把握社会变迁的过程，诸如国家政权建设、公民社会成长确有其优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产生的现实基础；第二，在该框架下分析问题可能产生的不同研究方向和结论取向。

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产生自西方社会现实，它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主权、市场等概念紧密联系。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很多都尝试在中国寻找“市民社会”或对应的领域，以便运用这一框架展开研究，沿着这一思路产生了一些有探索意义的研究成果。但许多学者对这一框架在中国的运用持批判态度，如黄宗智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早期现代的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或许在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中，我们能在某些方面寻找到“市民社会”的影子，而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里，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市场等概念相对应的领域不易找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中就没有其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部分，而是说，当我们要用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展开分析时，我们必须要弄清我们所面对的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内涵，它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现实中有没有对应的部分。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直接移植过来用；如果有，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用。杜赞奇在梳理材料时，并不是直接套用了西方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而是首先描述由材料反映出的社会事实，即弄清在他所关注的历史阶段，“国家”是什么，“社会”又如何体现。正是注意到了这两极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非均质性，杜赞奇选择“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取向来看待和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同时，将这一个框架用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不同的研究取向，如“市民社会”的研究取向、“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中的国家”研究取向等。这些取向因为关注国家—社会框架中不同方面，所看到两极间关系的状态也不同。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状态的观点随着中国乡村实证研究材料的日渐丰富，其说服力减退；而单方面考察一极的观点也不能全面反映现实。有很多学者已经在通过动态地考察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上尝试修正这一框架以扩充其解释范围。杜赞奇选择文化的视角来解读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所带来的变化，虽然从客观上来讲文化研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杜赞奇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的独具匠心：正是通过注意到权力关系存在的文化基础，正是通过文化阐释去理解华北乡村结构中的权力表达，国家和社会对立、静止的关系的态势分析就被动态的权力渗透和结构变迁分析所取代，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就在其文化视角下得以化解。

当前，乡村社会研究学界因为关注底层声音较多，经验性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国家行为影响乡村社会联系和权力结构的现实，因此也促发他们站在农民单方面的立场分析问题、引出结论和寻求对策。但是在中国的乡村社会里，国家与社会并不可分是事实，无论是杜赞奇笔下的乡村还是当下转型期的农村。因此，如果要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去看中国的乡村与农民，国家、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都将是要考察的方面，而如何选取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看这些内容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杜赞奇的文化视角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从这里获得启发并非要模仿杜赞奇凡事都注入文化的视角或贴上文化的标签，我们是要从中获得操作意义上的启示：如何在具体的分析环境中寻求最为贴近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理解模式。

三、历史背景的铺垫加深对乡村社会的理解

“在研究乡村社会时我发现，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考察更大范围的历史变迁——在这一事例中，指国家政权的变迁，然后又回到农村，有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便会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2]189这是杜赞奇在该书最后一章中关于其研究体验的一些描述。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收获：历史背景的铺垫具体研究问题理解的益处。这一做法或许对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来说并无新意，但对注重实证描述研究方式的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则是一剂良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细致观察和真切体会，但是对历史脉络的把握同样重要。笔者做社会调查多次，在对搜集到的材料展开分析时，常感觉要从这些细致的经验材料中找到纵向线索很难，历史知识的铺垫会加深对乡村社会的理解。这一理解不是简单说乡村社会中复杂的社会联系和权力结构如何，而是说，因为将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放置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中考察，研究者对乡村日常生活领域那些细碎的地方性表现就有了制度、意识形态等前因的关注，以及其政治走向、经济发展等后果的预测。否则，就事论事的研究，其思维是无法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开的，其研究成果也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失去价值。历史背景会给细节刻画一种框架，无论是从宏观上关注社会问题的还是在微观中探究社会事实，笔者认为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历史的脉络感，要明白所调查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要看到所研究方面未来的历史走向。

除了杜赞奇，还有很多注重历史反思、注意从历史对照中回看当前乡村问题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就容易引发读者深思。曹锦清《黄河边中国》便是其中一例[5]。因此，笔者认为，杜赞奇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对从事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乃至对依照西方规范模式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很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关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结论是否合理解释了华北乡村社会四十多年的变迁历程，提炼的概念是否可以沿用至今，选取文化视角能否看清楚当时的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尽管还未有定论，但作者在该书中充分展示的方法论和分析技术对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其中，对“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的提炼表现了杜赞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研究方法的熟稔，启发我们在当前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去提炼高度凝缩的分析性概念。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概念，才有可能搭建系统的理论框架，才有可能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操作化过程，设计出系统的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则主要继承了人类学传统，这一视角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的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有了较充分的把握。杜赞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则表现了历史学研究思路对乡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

可以看到，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了多种研究传统，使用了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使我们体会到不同学科在乡村社会研究中交叉融合的必要，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J].河北学刊，2006（3）.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绉平和江宁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