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

——《史记·儒林列传》

汉景帝时，关于政权合法性问题，儒家和道家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后世称为辕黄之争。

儒家的辕固生与黄老学派的黄生，关于"汤武受命"的问题，在朝廷上展开激烈争论。

所谓"汤武受命"，指的是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伐纣，二者最终都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

辕固生认为，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是受命。

【辕固生曰：“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周易·革卦·彖传》中指出：商汤、武王改变天命，上顺天时，下应人心。

【《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后世，“革命”一词便源自于此。

但黄生认为，商汤、武王不是顺应天命，而是僭越、弑君。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则直接搬出了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你黄生非要说商汤、武王是弑君篡位，那本朝太祖以秦亭长之位，斩白蛇起义，也是造反篡位咯？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汉景帝敏锐地意识到，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受命的争论，直指政权合法性，将大不利于皇权统治，于是制止道：

“马肝据说有毒，那么，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像汤武革命这样复杂的问题，谈学问的人不去讨论，不算愚笨。”

【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此后，朝廷再无人敢争辩，商汤、武王到底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弑君篡位？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成了几乎整个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禁忌！汉景帝怕谈这样的问题，以后的皇帝也怕谈这样的问题。

汉景帝为何对此讳莫如深？因为刘氏业已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这一立场的转变。

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汉景帝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当然担心后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危及汉朝统治。

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汉景帝站在汉朝开国的那帮革命者立场上，又担心会颠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同样也会危及汉朝统治。

换言之，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讨论结果，都必然将矛头尖锐地指向汉朝的政权合法性问题。

这也是自古至今，所有通过革命上位的统治集团必然面临的两难情况：既要维护当初发动革命的合理性，又要防止新的革命者反抗。

所以，汉景帝采取的措施，就是避而不谈、三缄其口，不准再有人讨论。

解决不了问题，还解决不了提出问题的人？

其实，关于“汤武受命”这一命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有不少名家做过相关论述，我举几例我认为有代表性的，简要分析一下。

第一种观点，是鼓吹前朝气数已尽，通过“禅让制”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代表人物就是曹丕，逼迫汉献帝将帝位传于自己。

【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曹丕这句话，十分令人玩味。

孔子未曾夸赞商汤、周武王是圣人，但是在他看来，尧、舜、禹都是毫无疑问的圣君，这也是儒家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看法。

曹丕这话，是把一直以来传为美谈的尧、舜、禹间的禅让都给拉下水了。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汉魏禅代以后，大家都有样学样。

司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

但是，曹丕好歹优待了汉献帝，让其善终。

司马昭当众弑君，弑杀魏帝曹髦，把最后一层遮羞布都给扯下来了。

再往后，五胡十六国粉墨登场，南朝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弑君之事反复发生，杀得人都麻木了。

东魏权臣高澄直接对皇帝说，“陛下何意反邪！”

不久后，便逼迫皇帝禅位于自己，开创北齐。

再至唐末五代时，安重荣更是说出了大逆不道的“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由此看来，第一种观点，通过“禅让制”解决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

荀子主张性恶论，孟子主张性善论，很多思想观点也颇有针锋相对之感，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却出奇一致。

荀子在著作中详细讨论过汤武受命，并且旗帜鲜明地表明汤武不算弑君。

【《荀子·正论篇》曰：“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

孟子的态度，比之荀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了夏桀，周武王讨伐杀死了商纣王，有这样的事情吗？”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齐宣王这是明知故问，表面上虚心向孟子请教，其目的是要引出下一个问题：

“臣子弒君，这是合乎道义、能被允许的事情吗？”

【“臣弒其君可乎”？】

齐宣王想试探孟子对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杀死纣王到底持什么态度。

从春秋到战国基本以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一是“三家分晋”，一是“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即赵、韩、魏三家瓜分晋国，篡夺了晋国君主的权位。

“田氏代齐”，即陈成子弒杀齐简公，田齐篡夺了姜太公传下的姜齐。（彼时陈、田为一家）

这两者都可谓“臣弒其君”。

齐宣王，正是“田氏篡齐”的田氏后人。

孟子这种坚持“民贵君轻”，并放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人，是这样回答齐宣王的：

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一个叫做商纣的独夫民贼，没听说有弑君这回事。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试图剥夺孟子的亚圣地位，还把他赶出孔庙，并删改《孟子》的重要原因。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固然为革命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却毫无疑问是大忌。

于是有第三种观点，所谓“逆取顺守”，即得位不正，但兴利去弊、功大于弊。

汉太祖高皇帝时，陆贾对刘邦说，“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逆取就是弑君的意思。

汉太宗孝文皇帝时，贾谊也承认汤武以臣放君、以下弑上，但是又表彰汤武为天下开利除害，立功于后世。

【“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徳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久远。”】

唐太宗李世民也肯定了“逆取顺守”的说法。

【上曰：“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

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迫父亲唐高祖李渊让位，这是修改史书也没能遮掩的逆行。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切。

由他开创的“贞观之治”，更是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百姓最富足的时期之一。

这也能给我们很多思考。

其实，在古代中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饥荒，普通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不然不会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谓政权合法性，也没有农民天天挂在嘴边念叨。

因此，只要保证国民经济良好运行，不搞无谓争论，不搞批判，不无限上纲，不瞎折腾，善于等待，在实践过程中统一思想，很多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这也正是汉景帝的智慧所在，他在位时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于是海内富庶，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是封建社会的第一次治世，也为后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北击匈奴等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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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起源，竟然与“辕黄之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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