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左冯翊夏阳高门原（今韩城市嵬东乡高门村）人。祖先在周朝曾做过几代史官。司马迁7岁时，父亲司马谈因一篇见解精深的文章《论六家要旨》，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丞，住茂陵督建修陵。第二年，又晋升为太史令，由茂陵到京师任职。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10岁就能诵读古文著作。他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边读书，一边放牧、耕种，有时候也随父亲司马谈去黄河、渭水一带搜集史料。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司马迁结识了因避罪来到夏阳的游侠郭解，并仗义帮郭解把母亲和家室安置在夏阳。后来，郭解经临晋（今大荔县朝邑镇东南）过黄河去太原，不久被捕杀害。因此事司马迁在家乡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于是，他离开家乡，来到京师父亲的官邸。曾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元朔三年（前126），20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江南考察的行程。他的双脚踏遍了长江、淮河流域，曾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探寻了大禹去过的洞穴；考察了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南），寻找埋葬舜的遗迹；泛舟于沅江、湘江之间，体察屈原被放逐后的境遇。他向北渡过了汶水、泗水（今山东境内），在齐都（今山东临淄）和鲁都（今山东曲阜市）研讨学术，考察孔夫子教化的遗风流俗，在孟子的故乡邹（今山东邹县）的峄山上参加了当地举行的乡射礼仪活动。在考察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曾经在鄱、薛（治所在今山东滕县南皇殿岗，战国齐孟尝君的封邑）、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地陷入了困境，后来经过魏国和楚国过去的一些地方回到京师。这次约两年时间的考察活动，使司马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磨炼了意志，对他思想的成熟和后来纵横自如作《太史公书》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因父亲司马谈的原因参加了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秀而被任为郎中，做了汉武帝身边的侍从，平时掌守宫门，武帝出行则充当车骑手随行，并多次随汉武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的五峙祠祭祀。元鼎四年（前113）十月，武帝东巡经过司马迁的故乡夏阳，司马迁和父亲奉命为武帝在夏阳建造了一座行宫“挟荔宫”，后随武帝到汾阴（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庙前村北古城），立后土祠，礼毕南经洛阳回到长安。第二年，又随武帝西巡至崆峒（今宁夏隆德县东），祀泰畴于甘泉。元鼎六年（前111），西南夷且兰（治所在今贵州凯里县西北）君杀汉使，率其众反汉。汉武帝升司马迁为郎中将，并作为特使，随郭昌、卫广的军队征讨巴、蜀以南。汉军很快平定了西南夷，诛灭了且兰君、邛（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君和筰（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侯，在且兰置群柯郡，邛都置越嶲郡，筰都置沈黎郡，使汉的疆域扩展到昆明（今云南西部洱海一带）。第二年，司马迁才结束了他的西南之行，回到长安。

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开始到泰山封禅，把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此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参与了封禅活动的准备工作，当封禅仪式将要举行时，汉武帝却没有让他参加这一重大活动。司马谈心中十分烦闷忧郁，病倒在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眼看就要不行了。司马迁正好从西南夷赶回，来到父亲身边。司马谈抓住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司马家的祖先在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官的事务，曾在周朝的时候做过太史。后来虽然有所间断，难道现在要断绝在我手里吗？如果你能做太史，就能够继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千年的传统封祭泰山，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我去世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要编写的著作。况且，孝最初的含义是对待双亲，后来引申到对待君主，而最终还是要使自己在社会上能够立身，能够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得到显耀，这才是最大的孝。天下的人称赞周公说他能够总结推广周文王、周武王的仁德，发扬光大周公、召公的风气，实现周太王、王季的理想以及公刘的主张，从而使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以后，治国之道亏缺，礼乐教化衰微，孔子重新修复治国之道和礼乐教化，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有知识的人仍然以此作为法则。从鲁哀公猎获麒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互相兼并，国史的记载中断了。如今汉朝建立。天下统一，君主圣明，臣子忠贤，志士为节义而献身。我作为太史而不能去论述记载，使国家的历史文献中断，我感到非常担忧害怕。你要时刻想着这件事情啊！”父亲临终时的这一席话，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低下头，流着眼泪向父亲保证：“儿虽然不聪敏，也一定要把父亲所搜集编排的文史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决不敢有丝毫缺漏。”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接替他的父亲司马谈被任命为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在任太史令前后几年时间里，司马迁随汉武帝又巡游了全国许多地方，西至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北到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东及辽西（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琅邪（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市西南夏河城），南达寻阳（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枞阳（今安徽枞阳县），既饱览了祖国名山大川，也参加了庄严肃穆的祭祀泰山活动，并亲自背柴，参加了堵塞瓠子河（今河南濮阳南）决口的抗洪活动。他一面巡游全国，一面搜集整理资料，并利用任太史令的机会，阅读了汉朝宫廷所收藏的大量典籍和文献，为著述史书做准备。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共同建议并主持制定了《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这种历法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也就是计算出一月之日为29又81分日之43，它在运算上精密准确，使其与日月相合。它的另一贡献是把过去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又沿用19年7闰法，使历书与农时季节相适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太初历》的制定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其科学成就巨大，影响直至今日。同年，司马迁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他著述《太史公书》的宏大工程。

初始，司马迁一面著述，一面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一切倒还顺利。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意外地受到了李陵事件的牵连。当时，汉匈边界战事频繁，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今甘肃酒泉）出发进攻匈奴。同时又派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向北进击匈奴，以减轻贰师将军的压力。结果李陵的步兵遇到匈奴八万骑兵的包围，虽经奋勇拼杀，终因寡不敌众，最终被俘投降。汉武帝闻讯大怒，许多大臣也随声指责李陵。武帝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却谈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陵平时孝敬父母，对待朋友真诚可信，常常为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这次带五千步兵深入匈奴，遇到数万敌兵的包围，箭尽粮绝，救兵不至，但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被俘投降，肯定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效朝廷的。汉武帝以为司马迁在有意贬低他的爱妃李氏的长兄贰师将军，而为李陵游说开脱罪责，便把他打入狱中。不久有传言说李陵在为匈奴练兵，汉武帝信以为真，将李陵全家处以死刑。司马迁也被定了死罪，按规定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种是以50万钱赎罪，另一种是代之以腐刑。司马迁家境贫寒，哪有钱赎罪？但如果死去又难以完成父亲的遗愿。在这生不能生，死又不甘的艰难时刻，司马迁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见《汉书·司马迁》）这些典型事例激励自己，负辱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受刑之后被赦出狱，当了中书令，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太史公书》。因《太史公书》叙事记人均直言不讳，在当时并未公之于世。直到几十年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上书汉宣帝，将《太史公书》公布于世。后人称之为《史记》。

《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52万多字。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3000多年间的历史。本纪是以一个朝代或以一个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表是按年或月排列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书是记述典章制度、天文历象、经济生活等等；世家主要记述诸侯国的历史；列传是重要人物的传记和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古代史书的范例，从《汉书》到《明史》23部史书，在体例上皆因袭仿效，概莫能外。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司马迁写作《史记》，态度严肃认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见《汉书·司马迁》）。在历史观上，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并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在人物的刻画上，以一事而见性格，形象生动，惟妙惟肖。总之，《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司马迁自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鲁迅则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史记》外，司马迁作赋八篇，均已散佚，惟《艺文类聚》卷三十引征《悲士不遇赋》片段。又撰《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仅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甚至横及世界许多国家，不少国家将他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中国读者将他尊为史圣。他的故乡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宋元时就修建了司马迁祠堂和墓冢，祠内陈列着众多历代名人凭吊题咏的碑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司马迁祠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天有各地游客和学者参观。为了弘扬他的功德，韩城市还成立了司马迁学会和司马迁大学，深入研究他的著作和治学精神，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