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路充满取舍，取舍的理由标尺因人而异。文人在人生境界、审美理念、人格情怀等方面，往往以文化的价值取向为指归。所谓“遗山精神”，是指遵照儒家仁人志士的理念，以“仁者爱人”、救世济民为人生价值最终取向，长期付诸实践，坚定不移。这一抽象理念的形象展示就是野史亭，在惜墨如金的《金史·元好问传》中，对此进行书写：“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这段话内涵丰富。首句之“著作”，不包括诗文而专指编修金史。前加“尤以”二字，旨在说明元好问前期专门致力于诗，至金亡后遂改致力于史。其改变初衷的原因何在？古人将著作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等级理念明确。朝廷重视经、史，设置机构官办，而诗文著作等属于集部，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在遗山看来，自己的诗在浩如烟海的诗史宝库中，充其量算是锦上添花，而抢救濒临散佚的金代史料，则为雪中送炭，所以在金哀宗从蒙古兵围困的汴京外逃前夕，时任尚书省左司都事的他言于诸相，请以小字誊写《金实录》一册，“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官职卑微却提出此越职建议，是因为他有沉痛的前车之鉴：“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不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矣！予所不知者无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由此可知遗山为何“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与“尤以著作自任”似同实异，抉择更为艰难沉重。唐代以来，新朝设置史馆，在前朝编年体《实录》的基础上为前朝纂修纪传体正史已形成定例。遗山遵循惯例，故有“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之举，时在顺天幕府的郝经对此记述比《金史》更详：“奏可，方辟馆，为人所沮而止。”由此可知遗山准备修《金史》，且将开馆修史的申请转呈，已得到汗庭的恩准。他还提及辟馆所需的经费预算，王恽《玉堂嘉话》引中统二年（1261年）任翰林国史院翰长王鹗语“元裕之、萧公弼奏用银二千定”，因此后来忽必烈“一见遽以处之太史氏”。

遗山起初所撰《壬辰杂编》等，旨在抢救史料，所谓“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明确指出此举是为后来史官纂修正史奠定基础。现在“己所当任”，不仅要独自承担浩繁的工程，还要以亡国孤臣的身份代替史官撰写，立场观点不免违逆改仕新朝的权贵，故“为人所沮而止”。能够改变“奏可”决定，想必这一群体势力极大，绝非人们推测的由乐夔所为。金亡后，晚景凄凉的乐夔与遗山、敬铉、王鹗归附张柔门下，张柔、王鹗皆积极支持遗山修史，乐夔深知其情志，不可能寄人篱下还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事。《赠答乐丈舜咨》曰：“舟车何地得通津，书疏相忘意更亲。但爱柏台推峭直，岂知梅赋更清新。两都秋色皆乔木，耆旧风流有几人。诗酒陪从约他日，鸡川已许濯缨尘。”据诗来看，乐夔与这位长辈交谊甚厚，不可能别有用心使坏。《金史》言“为乐夔所沮而止”取于元墓大德碑，不必尽信。遗山晚年在家所作《野史亭雨夜感兴》：“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诗中“忧畏”的对象、程度绝非“六年河朔州，动辄得谤讪”之士可比。

其实遗山之所以修史，并不局限于前人所说的为故国存史，更重要的是希望统治者以儒治国、救世济民。金朝以儒治国，出现了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这是让遗山念念不忘的。蒙古入主中原后，建立草原奴隶制政权，将大量土地人民分给亲属勋贵，武人执政，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为防外逃，用烙铁印马的办法“印识人臂”。遗山在《雁门道中书所见》一诗中也有所体现：“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遗山要纂修《金史》为新朝提供借鉴，“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

遗山46岁移居冠氏，有“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之句；67岁移居鹿泉（今属石家庄市），有“明年高筑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处。多惭不及谢宣城，标出敬亭天一柱”诗句。68岁卒，郝经有诗云，“有书未绝笔，有传未卒业。灵輀已西州，壮心空北阙”“国史兴丧是吾职，义烈不负董狐笔。定襄高寒拓跋国，马舁归来反玄宅。有书有传俱未卒，呜呼先生端可惜”，对其以修史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及苦心孤诣、赍志以殁的精神表示敬仰。所以说野史亭是遗山“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的载体，是后世在朝代鼎革之际选择求志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