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顾维钧

顾维钧子女幼年时在使馆内玩耍。

晚年的顾维钧，定居纽约，日子悠闲而惬意。

那时，顾维钧的夫人几乎每周都要为丈夫安排一桌牌局。据说顾维钧打麻将也称得上思路敏捷，不过一旦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总是回答说：“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不过，家底还算殷实的顾博士对输赢并不在意。恰恰相反，晚年的顾氏夫妇很喜欢请客，家中经常大宴小宴不断，高朋满座。当然,顾维钧能在晚年过着如此惬意的日子,首先就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后盾，而他在古稀之年才攒下这点家底，说起来还要靠海牙国际法庭十年任期内的高薪呢。

正如晚年同样定居美国的张学良一样，或许顾维钧之所以迟迟没有应邀回大陆访问，自有其特殊的考虑或顾虑罢。不过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家乡嘉定，晚年的顾维钧却格外牵挂。据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并老是惦念着要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1983年，当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时，顾维钧再三嘱咐她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顾菊珍回国后，专程到嘉定察看了两处顾家祠堂旧址，而且还拍摄了许多照片带回去给父亲留作纪念。当了解到故乡的巨大变化后，顾维钧心情非常激动。1984年，他还亲笔书写了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条幅，馈赠给嘉定县博物馆收藏。

晚年的顾维钧，还为后人留下了回忆录。与民国政坛上不少“超级大腕儿”蒋介石、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一样，顾维钧晚年也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口述记录下来。另外，他自从担任公职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每日所做之事都用英文记录下来，加上外交生涯中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重要的外交文书都保留副本，与国外政界要人谈话后也将要点打印成稿以存档，所有这些资料，后来都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特设的一个房间里。1967年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后，美国著名的出版社麦克米兰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道布尔戴出版社就找上门来，约请他写回忆录，并允以优厚的稿酬，都被他谢绝了。不过在此之前，顾维钧已经应母校的邀请开始了口述史的项目。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唐德刚等人的努力下，顾维钧的口述录音竟持续了17年的时间，至1976年才完成，其英文打字稿多达一万多页！放眼全世界，只有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与之媲美。在将回忆录英文原稿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仪式上，顾维钧不无自豪地笑称：“我的唯一遗憾，是嫌我的自传太长——约一万一千页！但是我却有一借口，如果这借口是有点合理的话，就是我服务公职太早，超过了半个世纪，由1912年至1966年。”

由于规模太过庞大的缘故，美国方面只是将顾维钧的回忆录制作成了缩微胶卷，出版计划却迟迟无法实现。当然，顾维钧本人还是希望能将自己的回忆录译为中文，在他看来：“由于我毕生效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这项翻译工作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希望这对研究那些动乱年代外交史的学人是有所裨益的。”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征得顾维钧同意后，决定根据《回忆录》的微卷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94年6月全书共13册全部出版发行。对于此事，作为顾维钧回忆录主要功臣之一的唐德刚还曾抱怨说：“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活动日益增多。大约在1979年前后，一批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曾同中国驻美外交人员一起与顾维钧共进晚餐。席间，顾维钧说他有一本英文稿的回忆录，中国社科院的几位学者就说，能不能拿来让我们回国翻译一下出版呢？顾维钧就这样答应下来了。随后，91岁的顾维钧就将回忆录的稿子交给了他们，而哥伦比亚大学还不知此事。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目的是保存史料，不是为了出书，所以，该回忆录是以英文用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的，是专为学者们进行研究用的。再说，他的书部头太大了，谁能出得起呢？据说国内组织了不少人翻译这部书稿，已经出了好几卷，可是关于这部书稿成书的坎坷过程以及我们撰稿者披胆沥血的情形，国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也都成了‘无名英雄’。”

1985年11月14日晚上11时，顾维钧在家里临睡前淋浴方毕，正想披衣时，突然昏厥辞世，享年98岁（虚岁）。几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平静的一天。”对于顾维钧的逝世，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文报纸都载文表示哀悼，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顾氏奖学金，表示追思。11月21日，顾维钧追悼会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中外宾客3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蒋经国、宋美龄等送了花圈。18日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也发来唁电：“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老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极尽华美之词。海峡两岸对一位民国政界要人的评价如此一致，在近代史上实属少见。

顾维钧逝世后，遗孀严幼韵女士将其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10万美元，资助建立了顾维钧生平陈列室。1986年11月，顾菊珍夫妇在顾维钧逝世一周年之际，将在欧美各地收集到的反映他外交生涯的80多幅照片，制成了“顾维钧先生生平展览”版面，先后在北京、天津、嘉定等地展出。1998年，中央电视台编辑了中英文短片《顾维钧》。1999年1月29日，在顾维钧诞辰111周年之际，顾维钧生平陈列馆在其故乡法华塔院正式开馆。这一年，电影《我的1919》在嘉定首映。而此时，在顾维钧的故乡，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惊讶地发现，原来嘉定历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位近代名人呀。（杨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