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列传的首篇，司马迁写下了孤竹国两位皇子伯夷和叔齐的故事。

武王伐纣胜利后，天下归周，伯夷、叔齐却不认同，坚持不吃周朝粮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写到这里，司马迁发问说，由此看来，伯夷、叔齐到底是有怨愤呢还是没怨愤？人说，天道无私，总是向善。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算善呢还是不善？他们如此洁身自好，却终致饿死。再说孔子在七十弟子中间，唯独称许颜渊是好学生。颜渊却一贫如洗，连糟糠都吃不饱，以致过早离世。认为天道向善者，这又做何解释？盗跖聚党徒数千人横行无忌，穷凶极恶，滥杀无辜，竟高龄而终，这又符合哪条道呢？这都是些重大而昭彰的例子。若说近世，那些操行不轨、作奸犯科者，却终身享乐，富足累世不绝。有人择地而居，择时而言，非大路不走，非公正不彰，却要遭灾罹祸，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说这就是所谓的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

司马迁虽然将伯夷、叔齐冠于七十列传之首，但其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不是秉笔直书列传人物的事迹，而是夹叙夹议，且从开篇到结语，议论多于纪实，事迹几笔带过，感慨与疑问厚重，多半是引用孔子的言论说事。司马迁尽管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但在《伯夷列传》中，则对天道究竟该作何解，一再质疑发问，反复启迪思考，给人的感觉正如鲁迅所云：“从来如此，便对么？”《西京杂记》给出的答案是：“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也。”也许这就是司马迁之问的解，只是他没有明说而已。

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使命，不论是在体例上还是措辞上，以及谋篇上，都秉持着自己知人论世的准则，透溢着他发自良知的感慨与见解，不过因历史局限性所致，只能借他人杯中之酒水，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细读《报任安书》，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的一片苦衷了。他因为李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刑，忍受了常人难耐的耻辱。大义凛然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感同身受地悟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从而秉承父亲之遗愿，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人类早期认知中，天是有形的，通过月落日出、星移斗转、四季轮回、寒暑交替、风起云涌、雷电交加、雨雪肆虐等天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天又是无形的，无边无际，虚幻缥缈，且不可捉摸，不可掌控，不可违逆，上升到理性层面，诸如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及古代先知们的笔下，“天人合一”之说当属于朴素的哲学命题，他们对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表述，神秘而又多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那些用常理无法解释的人和事，往往会归结为天意，“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到头终有报”也就逐渐演进为教化理念，发挥着劝人向善和平衡心态的双重效应。

司马迁既要“究天人之际”，对天人感应之说自然不能回避。事实上，他在《史记》中有多处发出与天道相关的感喟，却又前后矛盾，时而叹服天意，时而疑窦丛生。司马迁尽管倾向于儒学，但又非全盘照搬，总体上还是怀疑天道的。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钱钟书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做过辨析。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前后矛盾，乃情感使然。在著《史记》过程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在理性上，他是不信天道的，但当“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

纵览《史记》全书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既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力求“成一家之言”，又怀有鲜明的家国情，爱憎分明，情感丰沛。其天道观并非二元的，而是统一的，发乎情，合于理，理性高于感性，质疑优于盲从。由是观之，无仁义之心则无以服人，无情理之念则无以传世。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他理性的一面，意在警世；而在其他诸篇中，时而感叹“岂可谓非天乎”“盖若天所助焉”，是他感性的一面，意在抒怀。钱先生从“析理”与“慰情”两个视角看待司马迁的天道观，入情入理，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