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他的喜怒哀乐、升迁荣辱、个人安危包括身家性命无一不和汉武帝息息相关。可以说正是汉武帝的生杀予夺酿成了司马迁一生之悲剧。研究司马迁，不能不考察司马迁与汉武帝之关系。

要说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那真是错综复杂、扑朔微妙，一言难尽。剖析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封建官场中的政治人心，乃至人性阴暗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一个皇帝，汉武帝对司马迁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里面既有汉武帝早年对司马迁才华的赏识，也包括司马迁获罪时汉武帝的不忍杀之。

《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赞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汉武帝对司马迁早年那是十分器重的。当司马迁刚崭露头角时，就深得汉武帝信任。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出仕为郎中，秩三百石。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为郎中将，秩千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年三十八，为太史令，秩六百石。郎中和郎中将，属郎中令，是亲近汉武帝的内廷侍从官。太史令，属太常，品级低于郎中将，但太史令职掌天官，典司图籍，且随时备召为皇帝顾问，仍可亲近汉武帝。由于司马迁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青睐。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从元狩五年司马迁出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司马迁前后扈从武帝三十六年，从巡二十六次。不仅如此，司马迁还伴随汉武帝在夏阳挟荔宫止息，这也算是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了。一个并无多少官场背景的知识分子仅凭一己之才能居然能在汉武帝身边长期蒙受恩遇，这在历史上也算是罕见。司马迁何以能得到汉武帝如此赏识与青睐？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汉武帝惜才爱才。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汉武帝的赏识，司马迁也一直是心存感激。司马迁初作太史令时，正是汉武帝事业处于巅峰时期。这时司马迁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决心要为当今圣明君主、为大汉王朝干一番事业。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可以说把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精力都投进去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司马迁与汉武帝君臣相知，关系如鱼水相得。

司马迁与汉武帝关系的转折始于天汉三年的“李陵之祸”。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四十八岁。这时他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正好进入高潮，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一场横祸。正是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并进而导致了他思想的巨大转变。同样也是这场灾祸使司马迁与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那么这场灾祸的始末又是怎样呢？

天汉二年五月汉武帝下令出击匈奴。秋九月，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为策应偏师，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蒙古高原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长驱直入，到达目的地后派陈步乐回朝廷报告。汉武帝十分高兴，朝中大臣无不举杯祝贺。正在这时，孤军深入的李陵却遭到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重兵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集倾国之力穷追李陵不舍。李陵且战且退，经过了十几天的激战，歼敌一万多，但终因寡不敌众，粮尽矢绝，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军覆没，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刚喝了群臣的庆功酒，突闻兵败，大大扫了帝王之尊的颜面，内心十分不悦。朝中那些阿谀逢迎之徒，此时看出了汉武帝的心事，讳言贰师之败，全委过于李陵。同是一个李陵，打了胜仗，朝臣们“奉觞上寿”；李陵败降，朝臣们落井下石而“媒蘖其短”。同是败军之将，李陵十恶不赦，贰师却若无其事。司马迁对这些拍马溜须、阿谀逢迎的朝臣们充满了愤慨。因此，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此事如何看的时候，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国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起初，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他经过沉思也意识到自己上了老将路博德的当，没有派兵救援李陵。于是“遣使劳陵余军得脱者”，还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李陵。公孙敖在边境候望李陵一年多，没有建功，遂借捕获的俘虏之口谎报“李陵教单于兵以备汉”，武帝大怒，族灭了李陵一家。实际上教练匈奴兵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而不是李陵。李陵家被族，李陵成了可耻的叛徒，李氏一门蒙受恶名，司马迁因此受株连被判“诬罔”罪。

按汉律，“诬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依据汉朝当时的法令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景帝时所颁法令：“死罪欲腐者许之。”用钱赎死，也就几十两黄金，当时朝廷富贵人家千金万金多得是，但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到这时司马迁才明白“十两黄金能买命”的道理。他恨自己只知读书，而不懂经营，百无一用是书生，到头来白白送掉性命。此时若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司马迁也会得救。然昔日好友此刻一个个却躲之不及。绝望之余司马迁遂对世态炎凉有了切肤之痛。不得已，司马迁只好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

腐刑，即宫刑，起源很早，传说夏商时代就有了。《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有“宫罪五百”，说明宫刑律令已十分严密。颜师古注：“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这说明宫刑原本是用来惩治淫行的。犯淫行罪，卑鄙下流为人所不齿。虽然宫廷宦官，以及士大夫受宫刑并非淫行，但他们在形式上与犯淫行受宫刑是一样的。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为了保持名节，不要说受腐刑，公堂对簿都受不了，如李广、萧望之等人的自杀就是例证。何况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马迁此时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抉择之中，所受的痛苦熬煎，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以腐刑代死罪，并不由犯死刑者单方面来决定，而是要执法者“许之”。倘若此时汉武帝不同意司马迁以腐刑代死，那司马迁无论如何也是活不成的。由此看来，汉武帝尚没有置司马迁于死地的意思。司马迁直言李陵的那些话虽然刺痛了汉武帝，使这位雄材大略的“圣明之君”一下翻过脸来，全然不顾司马迁多年侍从尽职的分，“卒从吏议”。汉武帝生气归生气，但到底还是爱司马迁的才，并不愿杀他。死罪可逃活罪难免。汉武帝虽不忍杀司马迁，但也并不因此而赦免他。相反，听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气而后快，这就显示了汉武帝绝对君权的威严，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残忍。古人言：伴君如伴虎。的确如此，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你说到底只是人家的一颗棋子。用时则仕，不用则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之所以会忽然直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人的从中作梗。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有志文人的命运都是起初深得君主（领导）重用赏识，继而遭小人陷害，最终被排挤出外遗憾抱恨。古今中外，不知有多人能臣武将、先贤圣哲，惨死在小人手里。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在专制制度下，皇帝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有所图的小人。他们整天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惜的是皇帝并不能识破他们。就算是识破，走了这一拨，还会再来一拨。联系司马迁。司马迁之所以遭遇杀身之祸，固然与他仗义执言、书生意气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帮庸碌的朝臣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当时满朝文武委过李陵，为贰师解脱，而司马迁偏偏渲染李陵苦战之功，既不顺从汉武帝之意，更不从流俗，违拂众怒，所以论罪“诬上”，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就在所难免了。呜呼！

司马迁受腐刑是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为内廷秘书长，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人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也许是汉武帝对司马迁身受宫刑，心怀内疚，想以此弥补。但即便如此，司马迁也并不领情。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深刻，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基于此，司马迁一反常态，对国事、世事表现出一种冷漠。除埋头撰述《史记》外，对政治一概不感兴趣。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五十三岁。这时《史记》已基本完稿。恰在这时好友益州刺史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规劝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长期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痛苦与悲愤一下子引发了出来。痛定思痛，司马迁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报任安书》是一道对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控诉状，是一纸与汉代上流社会决裂的绝交文，是一份表明个人心志的宣言书，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悲愤诗。

或许是由于《报任安书》言辞激烈、得罪了汉武帝，司马迁竟然从此销声匿迹了。因此关于司马迁的结局便众说纷纭。有人说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被腰斩。狱吏在任安的遗物中搜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把它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身边的宠臣，趁机给司马迁安上种种罪名，终于害死了司马迁。《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当然也有人主张司马迁是死于武帝之后。那么，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因“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呢，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想想，真是讽刺。司马迁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结果居然同他笔下的老子一样是“莫知所终”。

关于司马迁的最终命运我想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为汉武帝戕害。司马迁撰成《史记》后，秘而不宣，将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司马迁为什么要“秘而不宣”且“藏之名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司马迁心有顾忌，他担心汉武帝会加害他与《史记》。果不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以汉武帝晚年的暴戾，杀掉司马迁不是没有可能。第二情况是司马迁写完《史记》以后认为自己可以“偿以前辱之责”而死而无憾，于是愤而自杀。当然也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司马迁在写成《史记》后也像他书中所写到的那些高人逸士一样隐居乡里，颐养天年。就个人情感而言，我是宁愿第三种结局的。

读司马迁传我另外一个疑惑是：司马迁有没有子女后人？司马迁是四十八岁时遭受宫刑的。按说这个时候他早已结婚成家。即使没有儿子，至少妻子总是有的。遗憾的这个问题竟然同他的生卒年一样，扑朔迷离。我一连翻阅了好几本司马迁的传记、评传均得不到答案。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偿焉。”《汉书·杨敞传》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这说明司马迁有女。司马迁的故乡今存有一碑。碑文如下：

“维兹同族，世传司马。初序天地，系出重黎。至周失官，尝典史笔。去周适晋，分散他乡。错在秦朝，夏阳居处；喜及后代，高门成茔。官太史者谈，作《史记》者子长。葬史坡而山明水秀，生临观而子孝孙贤。史通因避莽乱，隐居嵩阳；徽为长门嫡孙，改姓同氏。追归故里，徙居徐村。坟墓先茔，不能悉志。自茂至杰，略表所知。”此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来源于清康熙二十二年韩城知事翟世琪所撰《重修太史庙记》。该碑文称：“自康熙八年，众为太史公庙会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适有华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长临，字与仲；次观，字何求。史通，临之孙也。另有一传说：司马迁遇害后，夫人悲愤万分，赶忙叫两个儿子身带《史记》副稿逃出京城，回到故乡韩城。临别之际，夫人嘱咐两个儿子司马临和司马观说：“临儿，从今往后，你在‘司’字左边加一竖，改姓‘同’；观儿，你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改‘冯’，你们要改名换姓，隐居乡里，好让我们司马氏一家留有后人。”改姓同、冯，返回故里，这听起来颇近事理，只怕也是遗闻传说，于史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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