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

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

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

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

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

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 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 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 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 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 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

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 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 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 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 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 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 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 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 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 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 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 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 书》而来。

《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 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 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 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 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 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 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 “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 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 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 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 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 “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

我们若懂得文 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 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 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 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 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 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 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 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 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 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 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 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 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

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 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 “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 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 “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 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 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 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 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 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 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