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王莽的新朝。王莽改制的失败，导致了绿林、赤眉等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王莽之乱导致西汉宫廷藏书大多被毁和散佚，这是继秦火之后中国官方藏书遭到的又一次重大灾难。

不过到刘秀重整河山，建立东汉之后，朝廷又逐步聚集了大量藏书。李尤在《东观赋》中形容“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东汉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藏书成就呢？这主要归功于法律保障、技术发展和几任皇帝的积极作为。

首先，汉初废除秦代《挟书律》是图书发展的法律基础。因为废除了《挟书律》，平民百姓才能开展正常的图书制作和交流活动，而这又促进了民间藏书的发展。西汉的时候，民间已有了“书肆”，类似于现在的实体书店，只要你有钱，许多书在“书肆”都可以买到。对于那些没钱买书但又想看书的人，也可以在“书肆”看书。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量的增加，还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佣书。因为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所以图书的复制只能靠传抄。但即使只是手工传抄，也使得民间的藏书大大增加。当时还有一种“槐市”，也是书籍交易市场。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成帝时，人数已达数千之众。众多太学生聚集一地，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因此逐渐在太学旁边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之所以叫“槐市”，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槐树而得名。集市每半月一次，交易的内容不仅是地方的特产，更主要的还是大家所用的图书。自己用过的书不用了，需用的书一时又没有，大家就到“槐市”去进行交易，以我所有，换我所需，互通有无，对当时的图书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王莽之乱时，许多文人带着自己的藏书躲入深山，到东汉朝廷建立并向天下征书时，这些人又带着自己的藏书重出江湖，为朝廷征书大业贡献了力量。

其次，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大大促进了藏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得纸张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有力促进了书籍的生产、传播和收藏。古时用来写字的材料主要是简牍和缣帛，简牍太沉，缣帛又太贵。所以除了皇室，一般只有王公贵族、官宦人家才有财力藏书。虽然在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工艺比较初级的造纸术出现，但因为成本太高并没有推广开来。而东汉经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使用的原材料都是些树皮、麻头、破布等不值钱的东西，使得造纸成本显著降低，这种纸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所以很快就普及开来，人们写书、抄书有了更加轻便便宜的载体，书籍的增加十分迅速，民间有财力藏书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为东汉朝廷的征书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汉官方藏书丰富起来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东汉前三任皇帝的大力搜求。后人所谓东汉历史上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说的就是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位皇帝的功绩，他们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和扩大国家藏书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可圈可点。

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书籍的收藏，在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收集书籍。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所以他每到一地，都要先拜访文人雅士，采集图书。登基后更是下旨天下，广征图书。那些在战乱时怀挟图籍、遁逃山林的文人感觉到刘秀的诚意，纷纷献出自己的藏书。据说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时，光是用于运载图书典籍的车就达到2000多辆。这些书籍奠定了东汉皇家图书馆藏书的基础。

汉章帝在征书方面有所创新，他“诏求亡佚，购募以金”，在中国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河。以前老百姓把书捐献给朝廷或者让朝廷来抄书都是无偿的，老百姓献不献书要看各人的觉悟。为了提高老百姓献书的积极性，汉章帝下令从民间买书，“购募以金”，老百姓觉得这样更公平合理，所以献书的人就更多了。

汉明帝不仅建了兰台、东观等作为政府藏书机构、设兰台令史等专人掌管藏书工作，更重要的是汉明帝慧眼识珠，发现并提拔了一个汉代最有名的兰台令史——《汉书》的作者班固。

班固的叔祖父班斿曾因得到汉成帝的赏识而被赏赐了一套皇家藏书的副本，这套珍贵无比的副本成为班氏家族的传家宝，班氏家族也因此而成为藏书世家，为日后班彪、班固、班昭得以博览群书、积累学问并纂修《汉书》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班固的爷爷班稚曾经官至广平相，在王莽当政时感觉朝中形势复杂，便主动归还相印，远离了波涛汹涌的政治中心，闭户闲居、专心读书。受班稚影响，他的儿孙辈也都博览群书、酷爱学习，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对修史情有独钟。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只写到当时的汉武帝，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司马迁去世后，不少学者曾续补《史记》。但是班彪认为现有的续补作品大多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于是利用家族的藏书资源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写下《史记后传》数十篇。只可惜班彪续补《史记》的宏愿还没完成就去世了。班彪去世后，班固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立志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

但是，谁承想“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说他“私修国史”，篡改汉朝历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书稿也被官府抄走。班固的弟弟班超一听说哥哥被抓了，担心哥哥在狱中会有什么闪失，一急之下就连夜策马飞奔到洛阳，求见汉明帝，替班固申冤。班超将父兄两代修史宣扬“汉德”的意向告诉了汉明帝，正好有下属将班固写的稿子拿过来让汉明帝审查。汉明帝一看，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于是下令立即释放班固，并召班固前往洛阳，拜为兰台令史，专门负责掌管和校勘皇家图书，同时继续编纂《汉书》。

从“私修国史”到“奉诏修史”，班固的修史工作迎来重大转折。汉明帝的旨意，使他修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而且由于有皇家图书档案可资利用，班固修史的准确性大大提高，进度也大大加快了。到班固去世时，《汉书》的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记录了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到王莽被杀，共计230年的历史，十二代帝王。按照史记的体例，共一百篇，约八十万字。《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书，并且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为后世了解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乃至天文地理都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又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并续写《天文志》。

班昭作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同样是“博学高才”。由于长期受到父兄史学素养的熏陶，且在父兄修史时也经常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班固去世后，班昭也有意要完成父兄未竟的事业。正好这时汉和帝下诏，让班昭到皇家图书馆即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这对班昭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东观藏书阁书籍浩瀚，资料十分丰富，班昭经年累月，对《汉书》进行了整理和修订，对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进行了通俗易懂的修改，又写完了班固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终于使得《汉书》完整呈现于世。

《汉书》将《史记》的“八书”改为“十志”，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开后世史书记刑法体例之先河；《五行志》记古今气象灾害等自然现象与人事的联系；《地理志》记录了当时各郡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还有各地的山川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等内容。

特别是《艺文志》，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是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为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根据刘歆《七略》删修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是研究西汉藏书和学术流变的重要文献资料。班固在正史中立《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对后世的目录编辑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以后的史书如《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都仿效班固的《汉书》记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如果把汉代以来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加上其他各种补志整合起来，就可以大体形成一部3000多年来中国图书的总目录。这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断绝的确凿证据，真是了不起的功绩。

正因为有了法律保障、技术发展和前几任皇帝的积极作为，所以到汉章帝以后，数十年间，东汉朝廷各处藏书阁，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旧典新籍、汗牛充栋。正如《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东汉皇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有力保障了《汉书》的最终完成。东汉君臣，为中华历史和文化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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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7月1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