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发端于人性（善良的天性，区别于兽性），其概念形成于“仓颉造字”以前。它由意念变成行动，最终形成理论和学说，其发展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关这一推断，可以在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及其出土文物传递出的信息中找到依据；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院现存的古代典籍和珍藏的上古时期实物，可以提供较为翔实的佐证资料。

（四）

在古代典籍文献中

载有“德治善政”的兴国方略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上古时期的记载不少，而秉笔直书“善”和“善德”的内容却不多，我们只能在散落的片言只语中，窥见远古时期某些善人善举和某些崇善的社会风尚。

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中有：“疆”字、“田”字和“畎”字。疆就是疆界，田就是农田（包括“公田”和“私田”）畎是田间的沟，疆界之下也有常有沟（是用作灌水或者排水的水利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说，早在远古时与田亩相配套沟渠建设，是防旱排涝，获得粮食收成的重要保障。

《论语·泰伯》曰：“禹‘尽力乎沟洫。’”讲的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的故事。由此可见，历史上凡有建树的部族首领，一般都很重视水利的兴修，旷野上纵横交错的沟渠，就是远古时期“善德”的例证。直到明代，嘉善的袁了凡还将兴修水利列为造福百姓的一项善举。

值得提及的《尚书·酒诰》。它是周公旦就有关“饮酒问题”对臣民作出的告诫。在这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禁酒令”中，却蕴含许多有关“德治善政”的兴国方略。

比如，它引用了古人之言，提出了“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的执政理念。这里的“於”通“以”；“监”通“鉴”。在此，我们是否可作这样理解：当政者应当将百姓的态度（表情反应），作为行政工作的镜子。用时兴的话说，就是要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个标准作为对照的镜子。

另外，它还昭告天下：“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这里的“土物”就是指庄稼，要求国人减少酿酒，爱护粮食。因为粮食不仅是民生所需，更重要的是战备物资，而过多地用粮酿酒是资源的浪费；

它还告诫妹土（今河南淇县）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大意是：大家农闲时赶着牛车出外经商，应该挣了钱回来孝敬父母，讲的是孝道。这些就是所谓的教化，就是远古时期，政府对老百姓开展的有关“善”的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