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 张中江) 口述历史如何保证真实性？文化评论人刘仰28日在《我的抗战Ⅱ》新书首发式上表示，100%的历史真相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时间会消磨掉很多东西。通过多人、多视角的叙述，会更接近真相一些。

由崔永元担任总策划的《我的抗战》团队，近年来致力于挖掘、记录抗战亲历者的口述历史。28日下午，该团队主创人员携新作《我的抗战Ⅱ》亮相新书发布会。

口述历史如何能够保证真实？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口述史方面的图书。但影响口述真实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口述者的记忆、人格、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以及口述时的环境、情绪、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和对口述后果的预判等诸多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口述历史是否能保证真实性的争论，一直存在。有人认为口述史料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强，甚至还有人认为口述史只是类似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

以年轻人为主要班底的《我的抗战》团队，又是如何在制作过程中判断受访者讲话的准确性，并做纠正，进而还原历史的呢？

担任总策划的崔永元曾表示：“我们做纪录片，就是想尽量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大家。但你问我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我也不知道。历史只有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是真实的，我们只能尽量还原历史，排除和避免差异。所有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是在想办法靠近真实，但没有一个人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历史真实。”

《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28日表示，团队中的记者要最大程度上去了解受访者当年做某件事情的定位，至少得通过各种各样的判断来甄别他说的是对还是错，“一定得有”。

曾海若表示，受访者不能提供准确信息的时候，有很多原因，比如记忆问题、个人考量以及环境影响等。有些老人说着说着就像电影情节了，“并不代表着有意说假话，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的记者已经基本上变成专家了，经常纠正他们的话。但是这种也未必能够避免，只能尽可能减少这种误差。”曾海若说。

《我的抗战Ⅱ》目前在网络上已经有视频可以观看。中新网记者发现，在片中除开历史背景资料外，主要是受访者讲述的画面，很少保留采访者提问的环节。

依照这样的处理方法，观众如何得知讲述者当时的语境？是否会给出相对不完整的信息？

曾海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示，(这种处理方式)和节目样态有一定关系。他说：“节目相对节奏比较快，可能会需要流畅一些。在一些典型的时刻，我们也会把记者的提问保留下来，但是不太多。”

曾海若表示，有些时候老人记错了，记者会去纠正，这些不会大量保留在片子中。而且在提问过程中，“往往不会得到大多数正常的反应，老人可能要绕半天”。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老人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问出来的，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回忆是当老人进入到某种情景之后逐渐闪现出来的”。

刘仰：100%的历史真相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曾创作《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超越利益集团》的文化评论人刘仰当天也到场助阵。

刘仰认为，以往描述历史时宏大叙事比较多，现在口述历史等关注个体命运的视角越来越多，但“这个现象不能完全解释为过去不重视(个体)”。而且即使从个人角度关注历史，在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等大的概念上“应该还是要有把握”。

谈到口述历史的问题，刘仰认为，在世界各国历史早期，基本上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历史在经过几代人的传递之后，其实跟历史真相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这些老人在重述故事时，我敢打赌，很多已经被修饰过了”，刘仰说。

刘仰在回答中新网记者提问时还表示，“有的时候大家对真实的概念有偏执的要求。100%的历史真相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时间会消磨掉很多东西。”

那么如何才能更接近历史真相？刘仰说，“一个人单方面去说，会存在失真性。如果多人、多视角的叙述，离真相就会更接近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抗战》采访了几百个人，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修正个人的失真，达到一种相对的真实。

“但是这个相对的真实是否就是100%的历史真实？如果我们有一种极为苛刻的要求的话，可能它依然也不是。”刘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