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
在中国科学史上,没有什么比候风地动仪更为引人注目。它的发明者是东汉大科学家张
衡。
《后汉书·张衡传》详细记载了张衡的这一发明: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
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
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
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验
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
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显然,所谓候风地动仪,是用来测报地震的仪器。围绕这一名称,学界曾有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候风地动仪包括了候风仪和地动仪两种仪器,“候风仪”是用于测风的,“地动仪”
才是用于测地震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候风”,即是“候气”,古人认为地震是由于
地“气”变动所引起的,所以叫“候风地动仪”。从引文来看,“候风地动仪”应为一件仪器,
而不是两件。这里我们把它作为一件仪器进行介绍。
根据引文,“候风地动仪”制成于东汉阳嘉元年(132年),是用青铜铸造的。仪体形状
就像汉代酒樽。樽上装饰有篆文山龟鸟兽之形,樽的内部立一根铜柱,张衡称之为都柱。都
柱周围有八条滑道,称为“八道”。仪体的外部装有八条龙,分布在八个方位,龙口各含铜丸
一个,龙头下方各放置一个张口向上的铜蛙(蟾蜍)。仪体内部装有机关,与体外龙头相连,
一旦发生地震,机关被触发,龙口打开,铜丸落入铜蛙口中,发出声音,使掌管人知晓,并
能判明地震来源的方向。
显然,地动仪是利用物体惯性制成的仪器。张衡通过自己巧妙的设计,使地震时仪体与
都柱之间产生相对运动,利用这一运动触发仪内机关,从而将地震报出。张衡地动仪的灵敏
度很高,《张衡传》列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曾有一次,地动仪朝向西边的那条龙突然吐丸,但
当时洛阳城里并无震感,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地动仪不可靠。过了几日,送信人来到洛阳,
报告说甘肃发生了大地震,大家这才信服了地动仪的精妙。
结构分析
那么,地动仪的内部结构究竟什么样子呢?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探讨。早在南北朝时,
北齐信都芳撰《器准》,隋初临孝恭作《地动铜仪经》,都对之有所记述,并传有它的图式和
制作方法。可惜的是唐代以后,二书均失传。今人的研究则以王振铎之说影响最大。王振铎
根据前人的猜测,讨论了地动仪内部可能有的各种结构,最后推断都柱的工作原理与近代地
震仪中倒立式震摆相仿。具体说来,都柱就是倒立于仪体中央的一根铜柱,八道围绕都柱架
设。都柱竖直站立,重心高,一有地动,就失去平衡,倒入八道中的一道。八道中装有杠杆,
叫做牙机。杠杆穿过仪体,连接龙头上颌。都柱倾入道中以后,推动杠杆,使龙头上颌抬起,
将铜丸吐出,起到报警作用。(图左)
王振铎的推断得到了广泛赞同。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张衡地震仪模型,就是根据王振
铎的设计复原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就曾对倒立摆结
构提出过异议,他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候风地动仪的理解(参见李志超,《天人古义》,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李志超认为,从文献角度来看,汉代字书《释名》解释“柱”,说“柱,住也”,表明柱
字原义是建筑中不动的支撑件。由此,倒立摆结构不得称“柱”,只合称锥。“都”是集总之
义,说明不是孤柱,应该还附带八套机关,而立锥却只能是光杆。这样,仅由“都柱”这一
名称来看,倒立摆之说也不能成立。
李志超进一步指出,倒立锥的设计使原文所述其他一切部件皆成画蛇添足。尤其是庞大
的铜尊,毫无道理可言。再者,从物理评价角度来看,任何测量仪器的性能一般都可用两个
互相矛盾的指标表征:灵敏度和稳定度。倒立锥的设计正好突出了精密计量技术这一主要矛
盾。例如,为提高地动仪的灵敏度,就要把倒立锥的锥底做得很小,使之形成一个锥尖,但
很小的锥尖承受巨大的重力压强,在不可避免的微小震动作用中必将逐渐形成不可逆的变形,
其趋向是锥尖下面的支承面形成坑窝,锥尖变得圆滑。这一过程不可逆,而且是加速的。这
样,倒立锥最终要倒下来,不管有无地震。如果为提高稳定度,将锥尖做成宽到实际不变形,
那它的灵敏度必然很低,感知量比人所能察觉的还要大,地动仪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复制研究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李志超提出了自己的设计:与王振铎设计相仿,底座和尊仍然是
连地的刚体,都柱是可动的惯性体,但不再是倒立结构,而是处于稳定的平衡态。都柱有八
个伸出的底脚,其下设八个青铜硬球,球下面是尊的底。球的上下都用坚硬青铜作垫,要足
够平滑。这样一旦发生地震,尊将随地移动,而都柱由于与尊底座间摩擦力小而不能随尊移
动,于是二者之间产生相对运动,触发机关,使龙将铜丸吐出。
都柱的尺寸推想为高一丈、直径二尺,这可与总体协调。都柱与尊一样,都有足够的重
量,这样才可以从地震获取充足的能量,不愁“施关发机”所必需的力不够大。另外,尊的
巨大质量能起到屏蔽作用,减少都柱受到的干扰,防止误报。地动仪的全部“牙机巧制”则
装设在都柱及其座脚上,这样符合“都”字本义。铜尊是一个带盖的大桶,尊的侧壁上对称
地设八个圆孔,孔的直径略小于铜丸,孔外饰以龙首,孔即为龙的喉,喉外为龙舌,舌有浅
窝以置铜丸,铜丸靠在喉孔上,既不会掉入尊内,又把喉孔盖紧了。龙首和龙体都只是装饰
浮雕。一旦地震,都柱与尊发生相对位移,“施关发机”,龙机将铜丸推出,落入蟾蜍口中,
起到报警作用。为了改善蟾蜍的声学效应,还可以考虑在蟾蜍腹内另设响器,如方响之类,
这可以更接近原文所描述的“振声激扬”的效果。原文中提到的“牙机巧制”,李志超将其复
原为两级放大杠杆。而所谓“关”,则被设计成分立横棒,一端顶紧前级杠杆的输入端,一端
顶紧尊的上沿。“关”的作用在于当都柱与尊发生相对位移时触发放大杠杆。
为了与原文“龙机”的说法一致,李志超把推动铜丸的杠杆设计成龙形,让它的下面有
两条腿(图上没有表示出来,因为是在垂直图画方向上重叠着的)站在转轴上,尾巴横折又
上翘,构成受控的牙。它的上身有两只“手”,是执行自锁功能的。设置自锁机构的目的是为
了实现原文所说的“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李志超称该机构为龙锁。其结构如图3所示,
是一个悬吊水平环,该环用八条垂直细钩吊在尊沿上,又用八条水平细钩牵着都柱,所以只
能作小角度转动,但足够自由。环上有16 个小立柱,每一对小立柱对着一龙的双“手”,龙
“手”是装在龙体前的一对爪,爪是有斜缝的掌面,在向前运动时嵌入龙锁小柱,并拨动龙
锁转一个小角度,于是其余七对小柱与对应的龙爪偏离,就把它们闭锁住了。在整复时,落
丸龙“手”被推复位,也把龙锁带动复位。
李志超对这一设计的灵敏度做了定量估算。他指出:假定柱与尊的相对平移量为 0.01
毫米,用杠杆作200 倍放大,得2 毫米,这就足以控制机牙了。都柱的运动产生滚动摩擦,
摩擦系数量级为 0.001,这样,克服摩擦促成相对运动的大地加速度要大于 0.001g(g 为重
力加速度),近似为10 毫米/秒^2。以此加速度获得0.01 毫米位移需要0.05 秒。这些数字
都是粗数,仅供半定量估算,其中 0.01 毫米是机构设计的主导数据,地震学灵敏性标志是
10 毫米/秒^2,这是三级烈度的弱震数据。加速度延时 0.05 秒的设想有些保守,此数增加
则位移量将以倍数平方增加,足以弥补其他数据之不足,如机牙宽度增大、杠杆放大量减少
等。由此,张衡的地动仪对于烈度为三级的弱震,是可以测报出来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对张衡地动仪关于震源方向的测报就可以加以讨论了。从现代地震学
知识来看,地震过程复杂多变,前震后震强弱不同,方向也相异,要寻找震源只可能从多个
台站的记录依时间差推算,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但是张衡的地动仪在设计中的确考虑了方
向因素,“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候风地
动仪做到了感知微震(1~2 级),它应对远处震中传来的初波(P 波)敏感。初波的地面移动
方向与震源方向一致,是纵向波,所以龙吐丸的方位应能显示一定量的方向信息。当然,这
并非绝对,因为为了减少误报,地动仪的灵敏度也会有一定限制,这样,当地震的前锋纵波
不够强时,地动仪可能会对之无动于衷,但后继横波却有可能把铜丸震落,这样落丸方向与
震源就没什么关系了。
李志超还讨论了地动仪的其他设计方案,经过分析比较,他认为图2 所示的都柱推动牙
机控制方案,从其内涵与史料呼应来说,较为完备。他据此设计制作了一个缩小简化的双道
模型,尺寸为原大的五分之一,只有左右相对两臂的机关系统,前后面为有机玻璃板,便于
演示观察。该模型很灵敏,完全证实了他的分析。
候风地动仪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它比欧洲出现地震仪的时间要早一千五百
年左右。但由于实物的失传以及原始文献记载的简略,使得今人对其内部结构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正常的。但无论如何,张衡的地动仪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在此基
础上,通过精心的分析考证、广泛的学术讨论以及合理的模拟实验,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得到
解决。
地动仪的结构模型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目前流行的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1951 年),即“都柱”是一
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最近已被基本否
定。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2005 年)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摆下方有一个小球,
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
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蛤蟆由面向樽体改为
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见上图)。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