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康熙朝的第一大案—

开篇：国史编撰，两千年传承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汉代司马迁编撰《史记》以来，接下来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惯例，那就是编撰前朝国史。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南北朝史学家范晔编撰《后汉书》，唐朝编撰《隋书》等等。明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年，朱元璋安排宋濂等人编撰《元史》。清朝顺治二年，设立明史馆，开始编撰《明史》。历朝历代，都把编撰前朝国史作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对比，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因为没有修史的惯例，导致很多历史断层。

为何要编修前朝史书：

第一，以史为鉴，编史书，知兴衰，后人只有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历史潮流中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虽然每朝都修了自己的“实录”，但大多都是称颂本朝的功德，避重就轻。由后朝来编修前朝的史书，相对客观。

第三，编修史书，能够彰显一个朝代的繁盛。这和朱棣编修《永乐大典》，以及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有诸多类似。

在2000多年的传承中，后朝修的“国史”和本朝修的“实录”结合，成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史料。由《史记》到清朝编撰的《明史》，二十四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厚重，它们已经成了民族的瑰宝。除了二十四史，还有许多“非官方”的史书，对历史的贡献也非常之大。然而，史书的编撰，并非一帆风顺，由此引发的流血事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清朝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明史案”，这也被人称为康熙朝的第一大案。

公与私：相互补充，非一家之言

虽然上文说道，后朝编撰前朝的国史，但也有区别，例如，司马迁、班固等人所处的时期，史学家修史属于私修，并不是以朝廷的名义。而到了隋唐时期，朝廷开始介入修史书，从此，修史书由私变公，性质变了，形式并没有变。

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朝廷编修的史书，肯定多在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难免对诸如改朝换代的事情上做一些“美化”，因此有一些民间历史学者认为不妥，所以打算再私编一部。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本身有强烈的编修史书的愿望，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便多方收集资料，以个人名义编撰。

举个例子：清朝时期，为了编修《明史》，动用了大量的人手，前后经历九十多年才完成。而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谷应泰，自己编撰了一部《明史纪事本末》，这本史书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不是纪传体史书；第二，他成书时间比《明史》要早；第三，他属于私修史书。但这本书在史学界评价很高，一直是研究明史的必备工具。

因为《明史纪事本末》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编撰的，所以被顺治帝认可。但有另一本关于明朝的史书，就没有这么幸运的，这本书名叫《明书辑略》（又称《明史辑略》），因为这本书引发的“明史案”，前后有一千多人丧命。

书成：朱氏遗稿，庄廷鑨续著

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内阁首辅朱国祯被魏忠贤所弹劾，称病告老还乡。在家中，朱国祯潜心著作，编修了《明史概》等本朝史书，这本书当时基本已经完成，因为朱国祯死于崇祯六年，所以这本书并没有编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的事迹。因此，这份“朱氏遗稿”算是不完整的“明史”。

清朝初年，浙江南浔（湖州）一位叫庄廷鑨的富家子弟，勤学苦读，曾入国子监。但后来双目失明。他身残志坚，想效仿春秋时期的先贤左丘明，也想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左传”，而且，他手中正好有朱国祯的《明史概》遗稿。原来，明朝灭亡后，朱国祯的后人生活窘迫，把这份遗稿抵押给了庄廷鑨，而且多年来，朱氏后人并没有赎回。庄廷鑨想靠编书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想让自己名留青史。因此，庄廷鑨便招揽当地的才子们，以“朱氏遗稿”为基础，稍作修改和增补，完成了一本鸿篇巨著——《明书记略》。

被庄廷鑨招揽的才子包括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不仅对“朱氏遗稿”做了许多修改，而且增补了崇祯一朝的史事。这本书使用明朝的年号，而且还沿用了遗稿中的词语，例如，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奴酋”，称呼满洲士兵为“建夷”，这些字眼，从延续旧书风格上来说，似乎合情合理。但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似乎犯了“天条”。

庄廷鑨把这本《明书辑略》编撰完成后，在作者栏上写上自己的大名，把编书的十六人都写在参加编撰的名录上。还请了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李令皙来给本书作序。这还不够，庄廷鑨海想把另一位叫査继佐的文人添加到编者的名单上，好增加本书的“分量”。

这位査继佐曾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文人，后来任敬修堂的先生，在绍兴一代威望很高。同时，査继佐也是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先生的祖先。査继佐本来答应名列其中，但此书刊发之后，査继佐一看书籍内容，反清情绪太明显，吓得魂飞魄散，立即向学政举报此事。好在庄廷鑨用金银极力打点学政，这件事很快过去，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此事之后，庄廷鑨吸取教训，立即回收已经刊发的书籍，并且修改书中的敏感字眼，第二次刊发。至此，《明书辑略》在江南广为流传。

案发：下岗县令，重掀起旧波澜

以上所发生的事迹，皆在顺治年间。顺治驾崩后，8岁的康熙继位，有一位叫吴之荣的官员，任职归安（属湖州）知县，但因为贪污受贿，被革职罢官。这位吴知县很不安分，为了东山再起，他一直在寻找能够让自己立功的机会。吴之荣偶然得知，多年前査继佐曾向学政举报过一本史书，经过收集资料，吴之荣花重金买到了一本《明书辑略》最初的版本，也就是没有修改敏感字眼的版本。吴之荣把这本书交给了一位叫松魁的将军，并且由松魁移交给了浙江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又将此案转给了督学胡尚衡。

眼看案件就要闹大，庄廷鑨此时已死，他的后人赶紧贿赂胡尚衡等人，胡尚衡本想平息此时，但吴之荣一心想借此事上位，他直接将此案告到了北京。山雨欲来，辅政大臣鳌拜听闻此事，怒气冲天，立即让刑部严查。鳌拜以及康熙初期的满洲官员们虽然有内部斗争，但对于彻查此案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因为此案关乎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这本书侮辱努尔哈赤和女真人的祖先，打了满洲人的脸。

第二，这本书代表了明朝朱姓人的利益，弄不好要动摇清朝统治者的江山。

所以，必须严查。如此重大的案件，刑部不敢怠慢，派了刑部侍郎亲自到湖州，这下，人证物证倶在，杀戮将起。

案结：毁文销书，血流已成河

案件很快查实，庄廷鑨虽然已死，但并没有被放过，他被掘墓开棺、屠戮尸骸。庄廷鑨的弟弟庄廷钺首先被杀，然后，庄氏族人全部处死，家中奴仆悉数发往宁古塔。

《明书辑略》成书之时，庄廷鑨曾请李令皙为此书作序，因此李令皙被定为主犯之一，李令皙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被杀。令人感怀的是，李令皙的小儿子刚满16岁，抄家的官员有恻隐之心，对刑部官员说他才15岁，希望能够由死刑改为流放。但他却说：“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最后，主动求死，李家一门也因此灭族。

庄廷鑨当初请了16位文人为自己编书，并且把他们的姓名都写在编者一栏中，这16人及其家眷都未能幸免。而第一次告发此案，并且未能告发成功的査继佐，也就是金庸的先祖，因为首告有功，无罪释放，査氏一族，后来成为海宁望族。不仅参与编书之人被大量诛杀，之前收受贿赂、试图掩盖此案的学政官员，也纷纷遭到清算，又是血流成河。

更为无耻的是，吴之荣和一位叫朱佑明的人有过节，欲致朱佑明于死地，所以谎称“朱氏遗稿”中的“朱”是指朱佑明本人，而且朱佑明的名字中含有“佑明”两字，和明朝有说不清的巧合，很快被定罪问斩。所以说，明史案，不仅有大量涉案人员被杀，还有许多无辜之人。

另外，如刻板印刷的工匠、书店卖书的老板、收藏这本书的文人，悉数遭到诛杀或流放。此案的结局是：主犯70余人悉数被处决，从犯以及涉案家眷约1000余人被杀，流放者数千人。而处心积虑，利用“明史案”翻身的吴之荣，成功官复原职，并且得到了庄廷鑨、朱佑明等人抄没的部分家产。后来，吴之荣一路高升，升任为清廷的右佥都（御史）。

影响：文字精神，不灭的丰碑

明史案发生后，《明史辑略》被毁。从明史案中幸存的査继佐，当时复制了一本《明史辑略》，在此后的29年，査继佐躲在家中默默耕耘，前后修改10多次稿件，最终完成另一个版本的“明史辑略”，取名《罪惟录》，藏在了自家墙壁的夹层之中，得以传世。清朝灭亡后，査家人才敢将此书拿出，这本书终于问世，引起轰动。因此，明史案发生时，査继佐可能被人诟骂，但正是因为他的幸存和苦心编撰，这本书才得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