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改革开放后，历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大学和科研机构重整旗鼓，教学和研究工作逐步恢复，有关学科发展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1979年8月23日至29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一次年会在长春召开，世界古代史学会正式成立，林志纯当选理事长，周谷城、吴于廑、夏鼐担任名誉理事长。次年，世界史研究动态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参会学者就世界历史各阶段的研究前景畅所欲言。林志纯作为古代史代表总结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动态，强调了新材料对于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性。

两次会议后，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专业化进程稳步推进。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在林志纯的组织下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对世界古典文明史进行分地区研究。1983年12月13日，林志纯联合周谷城、吴于廑致信原文化部，建议“尽速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设立西方古典文明史图书室”，“系统地、全面地、有计划地、恒久地充实有关西方古典文明史各基本学科的图书设备”。（该建议书复印件保存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同年，原文化部在《答复周谷城等三位教授建议北图、上图设立“西方古典文明史”图书室函》中表示，将积极改进采购工作，加强对已入藏西文图书的编目整理，编制馆藏外文旧书目录，健全读者自求体系，为读者查阅提供方便。同时，还将三位教授的建议书择要在《光明日报》发表。

购置图书只是推动学科专业化的举措之一。1984年4月28日，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向教育部呈交《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呼吁填补我国在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等学科的空白。同年12月30日，教育部做出批复：请三位教授继续发挥指导作用，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试办班和研究室；添置专业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鼓励聘请外国专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和安排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从1985年起面向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不定期招生，研究方向包括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中世纪学；所需经费在规定的经费之外，教育部将予以适当补助，并拨给专项科研经费等支持。（三位教授的建议书和教育部批复的复印件均保存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为了动员国内力量推动学科专业化进程，也为了向国外同行表明中国学界填补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空白的决心，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还撰文《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发表在《世界历史》和新创办的外文刊物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上。

有了图书购置、机构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保障条件，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得以快速建立。今天看来，这一学科已经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学科体系，研究水平也大幅提高，基本具备与国际同行辩道问难、相互切磋的能力与条件，与起步阶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首届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召开时，虽然有95人参会，但是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研究的学者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和郭守田两位教授。虽然老一辈学者中还有卢剑波、胡钟达等先贤，但学术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且分散。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专业化程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老一辈学者尤其是林志纯、周谷城、吴于廑三位教授在起步阶段的大力推动。三位教授中，林志纯的专业为世界古代史，而周谷城和吴于廑的研究重点却并不在此。周谷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用在世界古代史上的精力有限，吴于廑以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而闻名。专业研究并不一致的三位教授为何会集中力量推动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的发展呢？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学科研究力量都较为薄弱且分散，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学科发展需要彼此间的支持，当时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三位重要学者联合署名能够引起更多关注。这一解释似乎已经道出其中真味。然而，理解三位教授思想的人对于他们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的做法，可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推动全国范围的学术组织的建立，到推动研究机构的成立，再到图书购置、专业杂志创办，林志纯、周谷城、吴于廑三位教授推动世界古典文明史专业化发展，他们的一系列合作虽然都属学科建设范畴，但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却是将其作为一种长远的事业来规划的。他们的合作并非只是道义上的支持，他们的行动背后是共同的学术理想的支撑。

20世纪50年代，林志纯向国内介绍苏联史学成果的时候，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与童书业、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发生激烈辩论。辩论过程中，他已经意识到，“亚述学和埃及学，苏联已经走向世界史学的前列，而我们连种子还未播下”（林志纯：《敬答范文澜先生》，《日知文集》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林志纯自学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古文字，并对亚述学、埃及学等学科的发展史进行详细的梳理。六七十年代，他坚持利用各类外文出版物收集国际学界最新研究动态。改革开放后，林志纯对西方学界和苏联学界的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古代东方概念论者关于人工灌溉与国家起源、与专制主义起源等关系的论点，同魏特夫的‘水力社会’的怪论，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962年，吴于廑和周一良在借鉴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基础上编写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该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编著的首部通史综合类教材。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吴于廑对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已经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担忧，“解放前后引进我国的两种世界历史，虽然体例不尽相同，却具有同样一种中心论”，即“欧洲中心论”（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选自《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周谷城是最早严厉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1961年，他在《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中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指出“欧洲中心论”理论即来自欧洲近代化进程。在1982年影印版《世界通史》前言中周谷城进一步指出，欧洲之外的内容“大体都是作为‘西方外的附庸’写的。这种写法，自我开始研究世界史以来整整半个世纪，没有根本的变化”（周谷城：《世界通史影印版新序》，周谷城著《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西方国家从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优越性体验被用作文明和历史的解释，对于世界古典文明的理解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表达方式。世界史研究的三位学者林志纯、周谷城、吴于廑虽然研究方向不同，但对这种中心论的感受却是一致的。“欧洲中心论”之下，西方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业已形成，要摆脱偏见，只有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纠正。正如林志纯一开始就主张的以一手史料和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文明，吴于廑几乎也在同一时期认识到新材料对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决定意义的史料的发现，如19世纪西亚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发现，20世纪初克利特线形文字的发现，我国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以及重要古代文明遗址的系统发掘，等等，对这些发现的研究，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选自《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实证的历史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束缚是三位教授共同的学术理想。

林志纯、周谷城、吴于廑三位学者重视从一手材料开展古典文明研究，共同推动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体系建立，呼吁填补我国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的空白，他们合作的初衷并不仅仅在于学科建设本身，而是立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林志纯先生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2018BS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