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汉语言文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词形、语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词，由于声调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1](P213)，这就对人们读前朝史书增添了困难。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传述事实，证发文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讲述其得失，补注其缺漏，积累了丰富的史注方法。这一时期的史注数目很大，达30余种，1000卷；种类繁多，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内容丰富，涉及纪传体史书、历史地理、笔记杂志等类史书；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2](P174)史注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注体史注

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

注体史注在编年体、国别体、历史地理及笔记杂志等类体裁史书中也大显身手，著名的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韦昭《国语》注是现存较早的史书注本，《国语解叙》云：“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源，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不仅注释文字，还疏通大义，深得汉人注书义法，宋代宋痒《国语补音叙录》说：“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名学。”北魏后期郦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经》为蓝本，广罗地理著作及地图，并且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资料，撰成《水经注》40卷，将《水经》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经过，以及历史事迹、风土人情、山川形胜都做了生动而翔实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赞《水经注》：“片言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书达400多种，宋人高似孙《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评确，有不言之妙……所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除以上三书外，这一时期的注体史注还有：三国吴虞翻、唐固等的《国语》注，《三国志·虞翻传》云：虞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唐固传》：唐固“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西晋陈寿《季汉辅臣》注、挚虞《三辅决录》注，见《史通·补注》；西凉刘@①“注《周易》、《韩非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刘孝标《九春春秋钞》注，见《通志略》；南朝梁时刘彤《晋纪》注，《南史·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东晋郭璞《山海经》注。

解体、训体和考辨体史注

解体主于解说经籍的意蕴奥旨，或逐经籍原文作解，或通论要义。“解”有解释、分析意，它与注体非常接近，韦昭《国语》注又称“解”，韦昭有《国语解叙》。晋代孔晁注《逸周书》，每篇题下有“解”字，如《度训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训体主于释词，对各种词语可释者都加以训释，兼及解题、诠名、释音、校勘等，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和句子，它与注体、解体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一时期的训体史注有南朝梁时韦棱《汉书续训》3卷、南朝陈时姚察《汉书训纂》30卷，南朝陈时藏竞《后汉书音训》3卷。

考辨体以考论辨证前人说解中存在的疑难失误为主要任务，或称为“辨”、“考”、“辨证”、“辨疑”、“疑问”、“志疑”、“刊误”、“正论”、“匡名”、“正传”等，这一时期的考辨体史注有：三国蜀谯周《古史考》，《三国志·谯周传》：“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晋书·司马彪传》：“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家纪年之义，亦行于世”；晋刘宝《汉书驳义》2卷；南朝陈时姚察《汉书定疑》2卷；颜游秦《汉书决疑》12卷；无名氏《前汉考异》1卷；项岱《汉书叙传》5卷；三国蜀诸葛亮《论前汉事》1卷；晋代孙盛《异同评》、晋代王涛《三国志序评》3卷；徐众《三国志评》、何承天《春秋前传》10卷、《春秋前传杂语》10卷；晋乐资《春秋后传》、谢沈《后汉书外传》10卷。

音义体史注

音义体起于汉魏之际，以注《汉书》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以《汉书》音义居多。音义体以释音为主，因此也单称为“音”，但也兼及释义，有些以发义为主，一般则音义兼释。

以标释字音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现了众多注本。诸如：三国蜀诸葛亮《汉书音》1卷、三国嵇康《春秋左氏传音》、徐子儒《史记音》3卷、东晋徐邈《尚书音》、南朝宋时刘显《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夏侯泳《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邹诞生《史记音》3卷、

南朝梁时包恺《汉书音》12卷、北齐卢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时韦阐《后汉书音》2卷、北魏刘芳《后汉书音》2卷、南朝梁萧该《后汉书音》。

以阐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南朝梁时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南史·儒林传》记载，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朝晋灼《汉书音义》17卷、南朝梁时孟康《汉书音义》18卷、南朝宋时徐广《汉书音义》13卷、北魏崔浩《汉书音义》2卷、《汉纪音义》2卷、韦机《后汉书音义》27卷，还有曹魏时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的《汉书》注义注音等。

集解体史注

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因而很受欢迎。

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集众说以作解，遍搜所解原书的所有成就来训解原文，又可称为“集注”。西晋时晋灼《汉书集注》广泛征引文献，集众家之说，精下评断，“至典午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辨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8]与晋灼同时代的臣赞，采取类似于晋灼的注例撰成《汉书集解音义》，“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侧其来，举驳前说……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是其书。”[8]东晋蔡谟变化臣瓒《汉书集解音义》将之散附于《汉书》中，“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8]南朝陈时姚察有《汉书集解》1卷，与上述诸注属于同一类型。这类集解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朝宋裴ｙīｎ@②《史记集解》80卷，裴ｙīｎ@②以徐广《史记音义》为蓝本，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兼取先辈注书经验，以补益《史记》，“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弥足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9]裴ｙīｎ@②对《史记》的古文奇字作了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许多文字障碍，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史记集解》与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另一种是集比经传为之作解，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杜预按年将《左传》之文相应地附于经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释，他在《春秋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此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因此，这部著作不仅集众家之说以释经传，而且逐年先列经文，后列传文，然后阐发自己的解释，具有很多创意。与《集解》相联系，杜预又撰《春秋释例》15卷。《春秋序》云：“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二者密切配合，于校勘、释义等方面都有许多卓识。

自注体史注

自注体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种体式，是作者对其所编著史书的注释。自注又称子注，始于西汉，《史记》为其权舆。章学诚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马迁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发展，除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外，还与当时佛教译经的子注盛行有关。东汉以降，佛教东渐，佛经译本纷纷涌现，为了更好地阐发经义，注经者以一种译本作为母本，在经文中引入其它译本作为子注，以便于研寻，这种注经方法被称为“合本子注体”。支愍度在《合维摩诘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阑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乘迂之劳。”史家在作自注时汲取了合本子注的优点，结合前代的经验将大量注文融入史书中，提高了自注在史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史书中的份量较汉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成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觉行为，其成功的经验鼓舞了后来的史家，为此后史家作自注开启了可资借鉴的范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鉴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丰富了自注的内涵，扩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围，出现了多种史书自注著作。

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自注。从现在的八志中能够看到司马彪的自注文字，经过刘昭的改造(由小字改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间。刘昭在《郡国志》注中说：“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字，今进为大字”，《百官志》注中说：“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异。”

2.北魏杨ｘｕàｎ@③之《洛阳伽蓝记》自注。该自注在流传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本来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清代学者顾广圻认为“此书元有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11]。

3.晋人周处《阳羡风土记》自注和常璩《华阳士女》自注。《史通·补注》曰：“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细书”即小字自注，二书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自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自注和王劭《齐志》自注。《史通·补注》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是也。”刘知几指责此四种琐杂鄙碎异体同病，这种说法未必公允。除《洛阳伽蓝记》以外，其它三书散佚已久，我们无法窥见其自注的真实情况了，但是从刘知几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上述几种自注体史注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