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