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本领域有关各方也遭受了很多损失。对此表示衷心的慰问。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去年仍可举出很多成果。

三国。渡边义浩《三国志》（“中公新书”），注意到正史到演义的观念的变化，从他的角度勾勒了三国时代像。津田资久对渡边的近著发表了严厉的书评（《唐代史研究》14），渡边对此如何回应值得关注。木村正博《关于曹魏（文帝时期、明帝时期）的州都督》（《三国志研究》6），认为这一时期的都督依然是独立的监察官，而不是指挥官。希望能通过整理监察、监督、统括等用词，从史料方面进行研究。

经济方面，柿沼阳平《三国时期曹魏的税制改革与货币经济的根本变化》（《东洋学报》92—3），论述了魏晋时期布帛税制的主轴化，以及钱向国家供给的作为经济流通的手段转变。如其所述，如何看待走马楼吴简中有不少布、钱的折纳，是遗留的课题。

贵族制与东晋、南朝。葭森健介《关于中国史的中世》（河合文化教育研《研究论集》8），认为汉魏革命是导致庶民开始独立，并发生文化渗透的契机，将其定位为唐宋变革的前期阶段。田中一辉《东晋初期的皇帝与贵族》（《东洋学报》92—4），探讨了东晋初期皇帝和北来贵族的关系。以川胜义雄的江南贵族制为基础，重视北来贵族势力抬头的背景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他所说的贵族是指一个一个的人，还是一个家族、家族群？其说与矢野主税的寄生官僚论是怎样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户川贵行《东晋南朝建康的中心化和国家礼仪的完善》（《七隈史学》13），为了把握东晋南朝的特征，关注侨民的土著化，从建康中心化和国家礼仪的完善角度，探讨立足于江南的制度、思想的形成过程。另外，同氏《东晋南朝传统的创造》（《东方学》122），关注成为江南土著化转机的刘宋孝武帝改革中的宗庙、南郊的乐曲改革，认为其充分体现了江南的特殊性。他近年的研究以侨民的土著化为焦点，重视始将江南的特殊性纳入到完善礼制时期的刘宋孝武帝时代，饶有趣味，但是，侨民的意识维持了近一百五十年（流入是断断续续的，不止二、三代），南人、北人的差异意识持续了更长时间，对此有必要加以历史的说明。关于这一点，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与地域社会》（渡边义浩编《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与三教、文学》，汲古书院），总结了日本对该问题的研究，确认了在体制化的贵族制时代，乡里的理念很重要。陈长琦《六朝贵族与九品官人法》（同上），整理了资品、官品和爵位的关系，兴膳宏《综合评议》（同上），将陈文与中村论文进行比较，引用王羲之《丧乱帖》强调北来士人与乡里之间的联系。

关于侨州郡县，胡阿祥（岛田悠译）《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同上），对朴汉济的侨民体制论进行了评价。另外，榎本あゆち《南齐的柔然使者——王洪范》（《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5），是关于南朝归降北人问题的续篇。通过对王洪范的出身、事迹进行分析，阐明了作为南齐军事基础的三齐豪族的变化过程。

与村的形成、发展有关的论文有，魏斌（富田绘美译）《六朝名山的生活世界》（《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与三教、文学》），以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为线索，具体论述了山中生活空间的构成，以及与山民、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延续了其近年风格的新论。

关于南北朝时期的对外交往，河上麻由子《古代亚洲世界的对外交往与佛教》第一部（山川出版社），通过佛教论述了中国、亚洲各国间的交往。

洛阳都城研究。去年取得最大成果的应当就是这一领域。首先是气贺泽保规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明大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亚石刻文物研），收录了2010年11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论文。与长安相比，洛阳研究相对薄弱，作为学科间讨论的结节点，对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心进行多角度分析是可能的，该书提出了“洛阳学”。下面列举介绍该论文集中的论文。

气贺泽《洛阳学序论》，总论了洛阳的地理、历史概况，整理了八关、都亭的位置等。盐泽裕仁《河南洛阳的历史地理与文物状况》，从洛阳盆地的地形、地质以及水文环境等角度论述了长期选择洛阳作为都城的原因，还记载了实地调查机关的信息，是篇好文。落合悠纪《曹魏洛阳的复兴与“正始石经”的建立》，在安田二郎说的基础上，将曹魏明帝以宫室修建为中心的洛阳复兴政策与正始石经的建立联系起来。若研究国家显示的威望的内容和意图是什么，需要结合这个时期“浮华”的意义作更深一层的探讨。佐川英治《汉魏洛阳城研究的现状及问题》，就作为古代东亚都城设计滥觞的北魏洛阳城的构造，列举2000年以来与洛阳相关的研究和资料，进行了探讨。认为汉魏洛阳城的构造在北魏景明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贯通了从太极殿到城外冈丘的中轴线，完成了城内外一体化的大都市设计。妹尾达彦《“洛阳学”的可能性》，使我们注意到洛阳作为水之都的地位，与长安、北京的历史地位不同，强调甚至应当扩展到北宋以后的变化，从与国际关系和军事、财政、行政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研究洛阳史。具有对本书进行总结的意义，是很有意义的论文。其都城论的构想详见《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26）。

佐川关于洛阳城构造的论文，还有《中国古代的都城空间》（东大《文化交流研究》24），论述了北魏太极殿至圆丘中轴线的建立，其作用是象征礼的秩序。角山典幸《北魏洛阳城的平面设计与居民的居住状况》（中央大《人文研究纪要》72），以佐川复原图为基础，搜集考证以墓志为代表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探讨了北魏洛阳城外郭中里的设置，提出将居民的居住状况作为平面设计。与此相对，外村中《魏晋洛阳都城制度考》（京大《人文学报》99，2010），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帝都制度规范的角度，重视魏明帝建造的魏晋洛阳城，从文献学上否定了魏晋的洛阳继承东汉的通说，将截至目前的复原图进行比较，提出了新的复原概念图。认为都城大体上继承东汉，但宫城有较大改变。两文均提出了近年来关于考古学解释上存在的问题。

关于洛阳以外的都城，漥添庆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安》（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下》，东洋文库），主要以文献史料为基础，揭示了这一时期长安的概况和意义。

北朝国家论。延续以往，研究北魏后期以降的成果仍较多。

首先，川本芳昭《北朝的国家支配与华夷思想》（《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与三教、文学》），总结了截至目前的研究，论述了胡汉融合后新中华世界的建立。另外，同氏《北魏内朝再论》（《东洋史研究》70—2），针对佐藤贤从后宫或胡、汉矛盾的角度把握内朝的观点，主张将原■■■、倭的人制进行比较，把北魏内朝看成是胡族、北族支配中国的象征、“鲜卑化■■的东西”，涉及到西汉的郎官和北魏内朝官的相似性问题。他提出倭的人制及赐姓过程与北魏具有相似性，若注意到新罗碑文中也有同样的“人”，从东亚史方向展开也很有意义。和川本见解有关的是平田阳一郎《西魏、北周的二十四军和“府兵制”》（同上），对“府兵制”的实态、本质，回到原点进行了扎实考证。强调二十四军制中残存着鲜卑色彩，关注占据要职的“亲信”，认为这是游牧军制（拟制的部落兵制），赞同这与“■■”相关。

前岛佳孝《西魏宇文泰政权的官制结构》（同上69—4），是涉及隋唐的西魏政权论。以阐明官制为基础，从政权结构角度对构成人员进行分析的方法虽是可取的，但对数据来源情况却难以了解。该文对谷川道雄、气贺泽两氏论文进行检讨，详细整理了宇文泰的为官经历，确认了其所在的丞相府和大行台是中枢机构，搞清楚了权力启动的路线。另外，会田大辅《西魏、北周霸府幕僚的基础考察》（《明大亚洲史论集》15），论述了霸府幕僚的具体官制结构。列举了西魏、北周的霸府幕僚的就任者，指出北周开展对府佐制度的整顿，并提到北齐、隋也进一步整顿，认为这反映了单纯化志向和重视军事的志向。关于人员构成与地方统治方面，有玉野卓也《北魏军镇将的出身一考察》（《白山史学》47）。期待在官制史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展开政权结构论研究。

北齐方面，冈田和一郎《北齐国家论序说》（《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9），从支持“孝文体制”与支持“代体制”两个集团间的对立角度，论述了北魏末年到北齐的政治过程。其目的是聚焦结合原理，沿着近来关于代人的讨论，将谷川道雄的倡议活用到北朝国家论中，但正如作者所说，代体制如果是“孝文体制的表里相反”，将其与“孝文体制”对置来捕捉统一的结合原理是有疑问的。稻住哲郎《卢思道与“周齐兴亡论”》（同上），根据北朝末期文人卢思道的著述，重新探讨了关陇集团和北齐出身者的对立。认为看不出卢思道等北齐出身者反对北周、隋。他的论述最终还是隋的正统性问题，若考虑到其先迹在西晋陆机身上已出现，进行同样的讨论时似乎有必要在稍作比较的基础上给其定位。关于关陇集团，川合安《唐代初期的“士族”研究》（《集刊东洋学》105），在检讨中国学界关于“士族”的概念时有所触及。

地域方面，北村一仁《“山胡”世界的形成及其背景》（《东洋史苑》77），整理了“山胡”、“稽胡”的动向和横跨黄河东西两岸活动地域的地理条件，对与游牧民族世界的边界进行定位，认为这支撑了他们的长期独立性。

史料。《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下》（东洋文库）出版。其中包含丰富的彩色地图以及与文本有关的图版、调查成果。同样与地理、地域有关的是中村圭尔《汉唐地理书书目对照表（稿）》（《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7，2010），主要是通过对汉唐间地理书整体情况的把握，对其地域叙述进行整体理解。永田拓治《〈汝南先贤传〉的编纂》（《立命馆文学》619，2010），认为该书处于从《耆旧传》向《先贤传》的演变过程中，评价了它的史料价值。还可参考同氏《周斐〈汝南先贤传〉辑本》（《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7，2010）。

高桥康浩《韦昭研究》（汲古书院）中，也收录了去年发表的《〈国语〉旧注考》（大东文化大《人文科学》16）、《韦昭〈汉书音义〉与孙吴的“汉书学”》（《东洋研究》179）、《韦昭与神秘性》（同上180）。均论述了从韦昭的著作到韦昭与孙吴的学问、正统论的性质。期待能对韦昭在当时具有怎样的地位做更深入的讨论。此外，满田刚《关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韦昭〈吴书〉》（《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3），对题目中所引的书进行了论述。

曹操墓。让我们转向出土文物。就2009年末公开的成为轰动性新闻的安阳“曹操墓”，出版了两本著作：爱媛大学东亚古代铁文化研究中心编《曹操高陵的发现及其意义》（汲古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渡边义浩监译、解说）《曹操墓的真相》（国书刊行会）。后者是《曹操墓真相》（科学出版社，2010）的日译本，附有监译者的解说。两书均刊载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地调查者执笔的发掘简报，附有大量的珍贵照片，信息丰富。任后者监译的渡边推测可能是夏侯惇墓，但正如前书中论者所说，今后应当与2010年洛阳发现的曹休墓等曹氏家族墓以及年代接近的墓葬进行比较。

墓志。去年也相继出版了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齐渊编著《洛阳新见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新出墓志。其中，梶山智史《新出北朝隋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东亚石刻研究》3），以2006年以来新出墓志为中心，收录了356方墓志，意义重大。使用墓志时，和他的上一本书都是必备书。

此外，窪添庆文《卷首语》（《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5）等，提出要警惕可能存在伪刻的同时，要寻求对墓志的多方面灵活利用，引人注目。室山留美子《面向出土刻字资料研究的新可能性》（《中国史学》20，2010），关注墓志的形态、行文顺序、外形等，论述了把握史料性的重要性。正文部分提出可以看到目前依然维持着以文献史料为主轴的构造，但期待今后在运用墓志的史料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外形方面，松下宪一《北魏后期墓志的官位与大小的关系》（《史朋》44），考察了北朝后期的约二百多方墓志，确认了对墓志大小没有相关礼制规定。指出墓志价值不仅与大小，也与形制、文章、重量、书法、雕刻等多种要素有关。关于文辞方面，窪添庆文《北魏墓志中的铭辞》（《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33），对本来作为墓志主要内容的铭辞，确认了它的变迁与洛阳迁都后墓志迅速的定型化是一致的。史料介绍、译注方面，有荣新江（森部丰译、解说）《新出石刻史料中所见粟特人的研究动向》（《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4），论述了北周、隋唐墓志等的整理及公布情况，也梳理了从史料方面判断为粟特人的标准。“北朝石刻资料研究”班《北朝石刻资料选注（一）》（《东方学报》京都86），选取京大人文研究所收藏的石刻资料，并附训读、语注。计划今后公布到梁、北魏时期止。

镇墓瓶、画像。关尾史郎《另一个敦煌》（《高志书院》），以镇墓瓶、画像砖为线索，解读出生地与墓葬分布的关系，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敦煌社会。另外，相继出版的《西北出土文献研究》2010年特刊及第九号，刊登了多篇以高台县敦煌佛爷庙出土的镇墓瓶和壁画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论文。关尾史郎《高台研究的成果及意义》（《西北出土文献研究》2010年特刊），概括了近年来以高台县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研究，主张推进“高台学”。山口正晃《敦煌学百年》（《唐代史研究》14），对敦煌学的方向理解不同，但另一方面关心的问题也有相近之处。期待与出土资料关系密切之“学”今后能进一步发展。

文字资料方面，还有刘安志《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与三教、文学》），指出徐副地券、蕑谦地券是从遣策、衣物疏发展到移文。画像资料方面，高桥秀树《胡人像尖帽的起源》（《新潟史学》65），关注尖顶帽、三角帽的形状，探讨了从称匈奴等民族为“胡人”到称伊朗系人为“胡人”这一观念变化的转折期。使用■■■，对从近东、中东到非洲、希腊等许多图像、雕像进行检验的方法，很有意思。陶俑方面，市元 《从出土陶俑看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政权》（《古代文化》63），通过其组合探讨了时期划分，将吹鼓骑马佣的出现与前秦崩溃后北方各政权独立风气的高涨联系起来，最后论述了北魏吸收其他地区和政权习俗、制度的状况。问题是，在西安、宁夏固原能够确认的事情在其他地方是否有普遍性。山崎信二《古代造瓦史》（雄山阁），论述了截止魏晋南北朝的造瓦通史。

铜镜。去年与铜镜有关的成果也引人注目。首先是“中国古镜研究”班《三国两晋镜铭文集释》（《东方学报》京都86），是除纪年镜铭之外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镜铭集释。全文由样式分类、释文、训读、图像及铭文的注释组成。由于无法明确区分东汉镜和三国镜，所以有必要参照同时刊登的《东汉镜铭文集释》。森下章司《汉末、三国西晋镜的发展》（同上），将铭文和样式结合起来考察，搞清楚了图像的性质和信仰等背景的关系，整理了每个地域的特色和系统关系、三角缘神兽镜的地位等。该文之后是冈村秀典《东汉镜铭研究》（同上），两文在以铭文内容为基础论述样式的方法，通过关注“作品”的个性考察镜工的独立性等方面有共通点。还可参看冈村秀典《古镜研究一千年》（《东洋史研究》69—4），也是从这些角度进行的研究史整理。关于个别的样式，有森下章司《三段式神仙镜的新解释》（《古文化论丛》66），指出它和五斗米道有关。

出土简牍。年末出版了期待已久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走马楼吴简整理组编，文物出版社）的吴简方面，《长沙吴简研究报告》2010年特刊出刊。刊载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各项成果。关尾史郎《名刺简之二、三题》，总结了近年关于名刺简的研究，介绍了高台县出土的名刺简。此外，角谷常子《汉、魏晋时期的谒和刺》（《东亚出土资料和信息传递》），也涉及名刺简。伊藤敏雄、永田拓治《郴州晋简初探》，就已公布的郴州晋简，指出上计类的简中很多也包含敕戒诏书。期待史料的及时公布。吴简方面还有鹫尾祐子《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限佃”名籍》（《立命馆文学》619，2010），搜集了认为属于这类名籍的简，就其特色进行了考察。安部聪一郎《走马楼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的基础考察》（《东亚出土资料和信息传递》），从形态角度整理了“户品出钱”类竹简，探讨了文书传递和簿籍的编制过程。

由于篇幅关系，省略文学、哲学、宗教方面。

去年与研讨会和实地调查有关的成果十分丰富。以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为代表，去年不仅是在中国举办的学会、研讨会、实地调查，而且在日本举办的学会、研讨会，和海外研究者交流的机会也明显进一步增多。其中，前面提到的冈村秀典《古镜研究一千年》，以及上野祥史《从中国考古学看古坟时代》（《季刊考古学》117）等相邻学科的发言，促使我们注意日本的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特点差异，这一点引人注目。当看到中国的年轻学者近年来有更多的海外研究经历，十分活跃时，正如饭岛涉《“中国史”消亡之时》（《思想》1048）谈到的危机感一样，处于“三·一一”大地震转折之机的我们不得不反复思考，在客观分析、把握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建立怎样的课题在以世界为对象时是有效的？虽然问题有些大，但我想以此作为自戒来结束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