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君主言行的起居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一项悠久的官方史学传统，至迟从汉朝起，就有了成书的起居注类史籍，此后各朝代历有编录。在清代，最早设置起居注馆始于 康熙朝，并且有一个从兴立至废除的过程。《康熙起居注》不仅是清代最早的起居注册，而 且在内容上也独具特色。对康熙朝起居注馆的兴废和《康熙起居注》予以分析，是认识整个 清代起居注制度的关键。

(一)

满清入关前及入关后的顺治朝，都没有设置起居注。《清太宗实录》天聪十年三月所定 内国史院职掌，其中有“记注皇上起居诏令”,仍指那种按日记事的满文档子，与汉族政权 传统的起居注根本不同。在顺治朝，屡有大臣奏请设置起居注，甚至地位尊贵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于顺治十二年提出设立起居注官的建议，均未得以允行。

至康熙八年，清政权逐步渡过了四大臣辅政时期保守复旧的状况，年轻的清圣祖一举剪 除了专权的鳌拜集团，完全掌握了国政。随后，在文化制度上进行了仿从汉政权管理方式的 改革，如重新废除内三院、设置内阁和翰林院，即为一大措施。在这种背景下，应大臣之奏请，于康熙十年八月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初为满洲记注官四人、汉记注官八人，后 历有增补，最多时达二十四人。另有主事一职，掌出纳文移，又设笔帖式若干人。起居注 馆附属于翰林院，翰林院掌院学士兼领起居注事务，记注官由向皇帝进讲经史的日讲官兼任， 多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员。 一般由两名承值起居注官侍从皇帝，记注当日言行，皇帝离宫 外巡、耕藉、视学、谒陵等一切活动，也有起居注官扈从。每日记注内容，经校订后誉录， 由当日起居注官属名其后。转年即将上年之事分月编纂成册，康熙朝为每月一册，分满、汉两种文本并录有副本。最后经掌院学士阅定，每隔一页骑缝加盖翰林院印，正本送内阁严密 保存，副本暂留于翰林院以供日后纂修实录。

官方记载起居注的制度，曾被理想化地说成“君举必书”、 “书法无隐”而且人君不观 起居注。清圣祖恪守了不观起居注的信条，甚至在认为起居注出现舛误之时，他仍声明“记注册，朕不欲亲阅”,“阅记注档册，非朕之事”。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记录起居注制 度，实际上与至上的君权存有矛盾，在君主专制十分强化的时期，尤其如此。清代起居注制度实行未久，即已受到皇帝的厌恶，康熙十四年四月，清圣祖命令在他往太皇太后、皇太后处问安时，起居注官不必随从记注，康熙十八年，又谕令“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近前 口谕，记注官不必侍班。”。这两次措施，皆是“皇权”对起居注官“史权”的限制。康熙二十二年二月，清圣祖竟无端地怀疑大臣们私自将奏议粉饰开写、暗中送起居注官记录，提 出： “起居注官能必其皆君子乎?记注册，朕不欲亲阅，朕所行政事，即不记注，其善与否 自有天下人记之。尔等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应作何公看。如以所无之事诬饰记 注者将严惩焉。”这相当清晰地表明了清圣祖已有取消起居注的意图。次日，大学士明珠等 上奏： “……满汉起居注官共二十二员，日直记载，俱系公同校阅，凡九卿官员所奏之事， 从无私自缮写送进史馆记注之例，如有缮写送进者，起居注衙门必进呈御览，方敢入册。

向 来定例如此。”可见清圣祖这次发难，实属无中生有，不得不暂时作罢，起居注制度乃得 以保全。康熙二十五年，又掀起处分起居注官的风波，起因是有人参劾张英、德格勒二人记 注有误。清圣祖得奏之后说； “朕知张英记载不实，欲行穷诘，故发露耳。观此一事，则他 事亦有错记可知矣。”这段话暴露出清圣祖充满了对起居注的不信任，并怀有借题发挥、予以否定的用心。而实际上这次“记载不实”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据张英的申述乃是： “因 天语严切，恐惧悚惶，不能悉记”, “非有心遗漏。”结果，张英、德格勒被处以各降五 级留任，这是够严厉的。事隔一年多，清廷再兴大狱，以私抹记注罪将德格勒革职拿办，定以斩监候，秋后处决，皇帝对起居注官的威慑已成雷霆斧钺之势。然而，清圣祖虽以惩处 起居注官而示警，但仍顾忌千余年来记注起居的传统制度，没有明言废除，也没有亲自审阅 起居注册。这样，只要起居注官小心谨慎，并且内部不互相参劾，也可以维持记注制度。直 至康熙五十六年三月，才又发生起居注官陈璋从起居注册中抄录去年十二月谕旨交付赵熊诏 的事件，直接触及了清圣祖的尊严。原来，清圣祖在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曾有蠲免江南旧欠 钱粮之谕，转年又不准蠲免，该谕旨抄出对照，必使皇帝难堪。

于是，清圣祖颇费了一番辩 白之后，随即加罪于起居注制度，他说： “起居注衙门记注谕旨，原为敬慎起见，然自古未 有久行设立者，亦有旋立旋止者，皆由所记不实故耳。 ……唯朕硃书谕旨及批本发科之旨， 始为真确耳。其起居注所记，难于凭信也。”这明确地对整个起居注制度作了根本的否 定，可是，以大学士马齐为首的众大臣只议定对陈璋等二人的处分，而仍未议及起居注制度 本身。终于，清圣祖不得不于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明白晓谕： “自古以来，设立起居注，立数 月而废者有之，立一二年而废者有之。未有如朕设立久者。今观记注官内年少微员甚多，皆 非经历事体之人。伊等自顾不暇，岂能详悉记朕之言?或有关大臣之事央求于彼，即行任意 粉饰，将朕之旨愈致错误，不能详记者甚多。记注之事关系甚重， 一言失实， 即 启 后 世 之疑。即如赵熊诏，亦曾私自抄录。若朕设立起居注阅一二年即行裁革，或疑朕畏他人议论是 非，朕御极已五十七年，与自古在位未久者不同，是非无烦尔等记注。此衙门甚属无益，尔 等会同九卿，将作何裁革之处，详议具奏。”结果未出当月，起居注馆便被裁撤，这标志着 清代官方史学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应当指出：记居注制度与封建皇权并非根本对立，起居 注官不可能毫无限制地记载皇帝的任何言行，清《康熙起居注》对清圣祖歌功颂德的倾向十 分明显，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还特将清圣祖在二十四、五年阅览《通鉴》所写的论断一百零 七则载于起居注册。这说明起居注在主体上还是为维护君主权威服务的。但是，在皇权专 制极度扩张的条件下，皇帝对起居注官在历史记载上哪怕一点点相对独立的地位也不能容 忍，这就是清康熙朝起居注馆被废除的根本原因。

(二)

康熙朝起居注馆存在了四十多年，留下了相当丰厚、极具特色的起居注册，而且绝大部 分留存至今，主要分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1984年，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将该馆所存康熙朝汉文起居注册校点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所属年代为康熙十 年九月至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五十三年正月至五十七年三月。这虽然 未为全豹，但亦可从中窥知《康熙起居注》的显著特点。

《康熙起居注》的内容多为皇帝与臣下议政时的现场记录，反映了当时行政事务的真情 实景，这是其最大特色。例如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录了清圣祖与大学士等议论某 些职官才干、品性优劣等情况，皇帝和权臣之间有问有答，类若闲谈，于是一些职官的陟黜 由斯而定。清圣祖亲阅科考试卷时也是这样。其中皇帝对下情的了解程度、权臣进言的方式 及重要作用等等，都形象而传神地跃然纸上，极利于加深对封建朝廷政务职能的认识，其直 观、生动与全面性的效果，为他种史籍所百不及一。在清代起居注中，也唯有《康熙起居 注》具备这个特点。清圣祖逝世之后，清世宗继位，于雍正元年四月恢复起居注馆，而次年即对起居注的记载方法与内容范围做极大改动，下令“嗣后各衙门奏事、所奉谕旨，除寻 常事件不载外，其有关训励奖劝、事务重大者，令各衙门于月终详录事由月日， 送馆编 纂。”雍正六年和七年，又先后指示将八旗具奏及官员补授、各省题奏本章等等增入起居 注。起居注册的编辑亦形成定式，即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并且抄录上 谕簿、丝纶簿、外纪簿等等官方文书档案。这一系列措施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增添起居注的 内容，而是将起居注册变为官方文书档案的摘录汇编。现场直接记录皇帝与臣僚谈话的内容 不见了，而代之以上谕、诏令、题奏等正式官方文件，记录皇帝的行动亦十分简略，仅备事 由、没有情节。因此，雍正朝虽形式上恢复了起居注制度，但却釜底抽薪，使起居注内容失 去了史官直接记载史事的独立系统，成为整个档案制度的附庸。雍正朝之后，清代各朝皆沿 此制，难怪清末于式枚、缪荃荪等六人称清代“起居注止载发抄之谕旨，更属无用。此起居注 不同于古也。”然而，古时的起居注就十分理想吗?两汉起居注类史籍久佚，不得而知。 最早且保存较多内容的是《晋起居注》辑本，从现存内容来看，亦多为官方诏令、奏疏、典制等正式文书的抄编。唐朝起居注“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也充斥着正式官方文书，而且唐太宗首开人君亲阅起居注之例，唐文宗又仿效而行。至于 北宋，皇帝审定起居注形成定例，起居注册“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回明代起居注时 兴时废而废时居多，《万历起居注》今尚遗抄本，其中略记皇帝谈话当时情景，但仍远逊于 《康熙起居注》。因此，就现存的及可考征的古代起居注来看，《康熙起居注》最接近于直 接记注和人君不观的理想化模式。

由于《康熙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当场直接记录，成册后便藏之秘府，一般不再修改，故资料原始、忌讳较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首先，《康熙起居注》可以补充《清圣祖实录》及其他史籍载事的遗阙。例如关于与吴 三桂等三藩作战时的清军军纪问题，《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记载反映出清军 每攻占一处，皆多有劫掠百姓子女“变卖取值”之事，朝廷上汉官对此多持反对意见，而满 官则袒护此种行经。康熙十九年正月，浙江总督李之芳因奏请“发还被掠民间子女”,于二 十六日被清圣祖斥以“沽名渎奏”而予以降级处分。是年五月十五日，兵部尚书宋得宜又奏 请将大兵无辜误掠民间子女放还，清圣祖则答以“此系年远之事，所奏不准行”。这些在 《康熙起居注》中记录昭然，既暴露了清军的不光彩行为，也反映出清圣祖纵容军兵掳掠、 不惜百姓涂炭的惭徳，在《清圣祖实录》等史书中对此类事实， 一概隐没。再如康熙朝后 期，地方官征收银钱私加火耗从中贪污，已成严重问题，《康熙起居注》五十五年十月三 日、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记载，均表明清圣祖与朝廷权臣对此的纵容放任，而《清圣祖 实录》对此则完全删去不载。《康熙起居注》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载有清圣祖对山西布政使说： “山西所取火耗太重，连加平银， 一年可得三十余万，朕知之甚悉。”而《清圣祖实 录》卷261记述同一事则写作“州县或有征耗过重者，尔宜加意访察”,将真相完全掩饰。 这些皆为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唯有《康熙起居注》才提供的具体史料，其他一般可补充《清 圣祖实录》等史籍缺失者尚不胜枚举。

其次， 《康熙起居注》可订正《清圣祖实录》的严重错误，这里仅举一例： 《清圣祖实录》卷130载： “己未，谕大学士等曰：尔等纂修《明史》,曾参看前明实录否?史事所关 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 …… ”近人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 一书引述此条谕 旨后，予以严厉抨击：“正史材料，自当于实录中求之，岂有修《明史》而不参看《明实录》者乎?康熙帝此问虽自作聪明，然亦可知其浅陋矣!”清圣祖果真如此浅陋吗?一对 照《康熙起居注》,便立即得以澄清。《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己未记录了这次 君臣对话的真实情况： “上曰： ‘尔等看所修《明史》曾参看实录否?’王熙奏曰： ‘臣等 未曾参看。’上曰： ‘所修《明史》文字固好，但此事关系重大，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 得知? …… ’”原来，本月内《明史》馆将修成的本纪三本、列传四本进呈，清圣祖与大学 士等皆曾阅看。这里向大臣提问的是：你们阅看所修成的《明史》时，是否参看了《明实 录》。《清圣祖实录》将君臣间的对话改为皇帝一人的谕旨，又遗失“尔等看所修《明史》 …… ”一语中关键性的“看”字，致使清圣祖多年遭受“浅陋”之讥，若无《康熙起居注》 面世，几无可解脱。由此可知，以《康熙起居注》补正《清圣祖实录》等书的记载，是很必要的。

第三，《康熙起居注》本身还可进一步提供康熙时期起居注制度的具体情况。例如关于 清起居注馆始设的年代，乾隆《大清会典则例》、《清朝通典》等多种史籍皆言始于康熙九 年，为今史学界广泛采纳。但《清圣祖实录》、《皇朝词林典故》则记载为康熙十年八月十 六日，现存的《康熙起居注》无论满文、汉文、定本、稿本，时间最早者均从康黑十年九月 开始，这为起居注馆始设于康熙十年八月中的说法添一佐证。清朝官书皆言起居注册每年前 有序、后有跋，但从《康熙起居注》来看，十六年之前并无序、跋，十六年及其后，仅年终 有跋而无序。不过，有时未到年终，如二十四年二月底，也出现了记注官的跋文，而且记载 中时时出观记注官的评论、赞语穿插于内。这表明康熙朝的起居注制度尚未规章严整，起 居注官载笔有可以从便之处。每日侍从起居注官一般是两名，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则多次 出现每日起居注官属名者七员之例，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四，《康熙起居注》是全面研究清圣祖生平、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重要史料。例如关于清圣祖晚期最后几年健康状况的恶化，《康熙起居注》多处直录其真情，而且同时期的另外记载还显示出他在心理上也出现病态。在病中，他对臣下的劝慰或冷漠地回答： “此亦是现成话也”,或表示“朕于此等空言，恶之切骨，厌于听闻。”这已有些不近人情。病 卧中的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他将“一生之事、缮写十年”的本人谕旨交与大学士马齐等人说：“满汉字句甚是相符，俱系朕肺腑之言。此旨作何颁发之处，尔等速议具奏。” 此日，大学士等奏称这些谕旨早曾颁发，今“不必再行颁发，乞请留中”,被清圣祖斥骂为 “甚属错误，悖谬极矣”。又次日，大学士等议请将之倾示各部院衙门、八旗、直隶各省 督、抚、提、镇”,又被呵责为“这所议又误，更加悖谬矣!”又过一 日，大学士等又议定 将这些“御制鸿文”及上谕向在京各官宣示，并令“内阁、起居注将上谕各写一通，加谨收 贮。此外有何应存之处，恭候皇上指示。”结果得到清圣祖一篇如泣如诉的上谕，其中说：“朕所下谕旨，乃朕一生至苦之事。今尔等请公同具奏：内阁、起居注各写一通，谨加收 贮，此外有何应存之处，恭候指示等语。

竟无一语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胧完结，其如朕垂 老之身何据?此则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尼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 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视，竟无一人怜恤…… 。”大学士等终不解其意，只惶恐请罪而 已。清圣祖的本意究竟何为?是否打算将其谕旨刊刻印行、传习于世?若果有此意，其实不难点明，何必如此折腾，竟至说出“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一席话来!这足以表明其心理 上已具有一定的病态。其他如一提到废太子胤初之事即有所激动，忌听臣下请立皇太子之奏议，而又指示九卿大臣参阅《明会典》及唐宋以来典礼，在立皇太子之前将典礼议定，分 明是仍想再立太子，表现为一种进退失据的矛盾情绪。 一次提到废太子患有疯病时，清圣祖 对大臣说： “自太祖、太宗以来，宗室中患疯病者，竟不断绝， ……朕宗室中汉仗皆好，临 阵奋武之地，断不让人，但心无定准，不可信者甚多。”这段话固然是出于对废太子“举动 乖张”的辩白，但牵连整个宗室家底，不免亦为心理上的失态。此外，清圣祖晚年一改先前 对读史、修史的热衷，认为“书中之言，多不可凭。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悉属笔底描摹，无足征信。”又说：“大臣虽奏请速成《明史》,朕明知其无实，速成何为?”对史学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概不信任态度，致使经营多年的纂修《明史》、《大清一统志》、“三朝国史”等皆不了了之，起居注馆更坚决撤除，与原先认为“自古帝王御世，大经大法，莫备于史”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心无定准”的表现，或恐都与晚年心理的病态有 关。以上阐述，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起居注》所提供的真切史料，可使清圣祖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生动、真实地再现出来，为全面研究清康熙时期历史史所不可或缺。

《康熙起居注》虽然在史料价值上具备上述诸多优点，但任何问题都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康熙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直接记录，所以不可能包容康熙朝所有的重要政务，有些行诸官方文件、而未在朝廷议论的问题便得不到记载，这需要从《清圣祖实录》、《大清会 典》等各种史籍中了解。《康熙起居注》于十八年之前内容十分简略，亦是它本身的缺陷。 然而，由于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史官直接记录皇帝言行的史籍有如凤毛麟角，所以《康熙起 居注》显得尤为宝贵。

这种极具特色的起居注之所以在清康熙朝产生，育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古代虽早已有了关于起居注的理想化说法，但汉族封建政权实际上很少照此奉行，倒是一些锐意仿习汉文化的少数族政权，有时信从“记言记动”、“君举必书”、“人君不观起居注”之类说法，一定时期内实行了该近理想说法的起居注制度。如北魏孝义帝太和十四年(490)定起居注制，“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魏孝文帝 “常谓史官曰： ‘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己，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邪!’”这是明知起居注对君主的制约作用而仍优容之。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族入主 中原的政权，清圣祖亲政并实际执掌朝政之初，也出现了锐意仿从汉族文化制度的历史背 景，起居注馆于是得以建立。当时满清政权对起居注制度并不深悉了解，自然地会按那种理 想化的说法实行。及至清圣祖感到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皇权的控制，却仍顾忌于此乃千年以来的史学传统，况且又有清太宗不观记注的祖训，一时难以措手更张，因而使之延续到 康熙五十七年，造就了一部直接记录皇帝言行、并且不经皇帝阅看的《康熙起居注》。而此 后，历史不再赋与产生《康熙起居注》这类官方史册的机遇，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吞噬了史 官载笔的最后一点独立地位，雍正朝虽恢复了起居注，但其内容和编录方法已彻底改观。因 此，《康熙起居注》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史册，值得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