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 ， 这两句大意是： 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 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 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 能扬长弃短， 量才而用， 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也有用不完的人才。 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 只看到人的短处， 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 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 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英雄无用武之地。 —— 资治通鉴名言语录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 本句大意是： 虽是英雄， 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 赤壁大战之前， 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今操芟夷大难， 略以平矣， 遂破荆州， 威震四海。 ～。故豫州遁逃至此， 愿将军量力而处之！ ”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 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用兵之道， 抚士贵诚， 制敌贵诈。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 这几句大意是： 用兵的原则是： 抚恤部下士卒重在真挚诚恳， 克敌制胜的计谋贵在越诡诈越好。 诚挚和诡诈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在作者看来， 在征战中人必须兼而有之， 从而组成了矛盾统一的二重性格。 作为统兵大将尤应如此， 因为只有对士卒真挚诚恳， 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上下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 无往而不胜。 对敌人则应不厌诈伪， 使敌人不知我之虚实， 产生错觉， 作出错误判断， 从而获得良机， 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可见“诚”、 “诈”二道， 为将者必须兼而有之。 这几句讲用兵要决， 说明对敌人、 对部下应采用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第略。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 这两句大意是：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就能明达事理； 听信片面的意见， 就会愚昧糊涂。 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 东王符《潜夫论·明暗》 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 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 ”魏征概括成“～”， 词句简洁精警， 发人深省。 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 说明应“兼听”， 不能“偏信”。 只有兼听， 才能全面了解情况， 明辨是非， 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 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 更应认真听取， 这样才能免于失误。 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 克服片面性。

闻其过者， 过日消而福臻； 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 臻(zhēn 真)： 到达。 誉： 称赞， 名誉。 这几句大意是： 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 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 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 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这几句是很符合辩证法的格言。 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 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 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 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 ～可引用作为警戒。 当然， 这里的“祸”、 “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骄奢生于富贵， 祸乱生于疏忽。 —— 资治通鉴好句摘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二年》 。 骄奢： 骄傲奢侈。 这两句大意是： 富贵会产生骄奢， 疏忽会导致祸乱。 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 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 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 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 疏忽大意， 漫不经心， 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 使其由小而大， 最终导致灾祸发生， 这是必须警惕的。 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 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