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作者 石云涛

商胡贩客 日奔塞下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与对外关系史研究》 石云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过去有一种错觉，好像长期的分裂与动乱造成了对外关系的中断和对外交流的低落。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都有这样的论断。他们认为在中西交通史上，这是一个衰落时期。方豪先生说“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张星烺先生则说六朝时“干戈云扰，全国鼎沸，中原沦于异族，而汉族仅得保有长江流域。陆地通西域既绝，而海上交通至是记载渐详”。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人的印象，向达先生《中西交通史》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笔带过；白寿彝先生著《中国交通史》共分五篇，第二篇为“秦汉时代之交通”，第三篇则直接跳过魏晋南北朝，讲“隋唐宋时代之交通”，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的发展。

这些认识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一时期对外交通继续扩展，对外交流从未停止，而且是持续升温，不断推进，可以从交通、交往和交流三个方面来考察。

从交通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间段，表现为在汉代以后传统丝路之外，新的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丝路的延伸。魏晋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描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云：“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当为‘国’之误）。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他记载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大月氏的南道，经故楼兰、龟兹至葱岭的中道，从中道继续西行至大宛、安息、条支、乌弋的道路，从玉门关西北行经车师、高昌至龟兹与中道合的新道，还记载了入天山北路的北新道，由此西行至乌孙、康居、大秦和众多游牧部落的草原路。鱼豢的记载大体反映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显然是大大发展了。经过400年左右的分裂动荡，中西间的交通并不是停滞了，而是发展了。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的西域三道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此序写于隋代经营西域之前，当时炀帝委派裴矩到张掖主持互市。裴矩博览众书，访采胡人，获得丰富材料，撰《西域图记》上奏炀帝，炀帝据此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因此，这里的情况实际上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路线。序中的“西海”并非指一地，而是指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域外的交通已经到达了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叙利亚、伊朗等地，而且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是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路交通形成的新局面。

从交往的域外国家来看，两汉时不过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通交和贸易关系。三国吴时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经历“百数十国”。在北方，北魏是对外交通和交流的高潮时期，与之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90多个。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西域交通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在南方，梁朝是对外交往的高潮时期，梁朝更多地利用了海上交通，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梁书·诸夷传》云：“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正是有感于大量外国使节入华，梁元帝才绘《职贡图》以形象化地展现对外交往的盛况。

从交流方面看，一方面是经济贸易，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内容都较两汉时期大大拓展而更加丰富了。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传至域外，域外的物产如植物、动物、器物、香料、医药、珠宝传入中国，以供观赏和实用。佛教虽在两汉之际已经传入中国，此后一百多年悄无所闻，汉末西域僧人入华，逐渐显露头角，但直到西晋时都城洛阳佛寺不过40多所。佛教真正大发展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南北朝被梁启超称为佛教的“输入期”，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文化的肌体。佛教石窟、寺院建筑，宗教绘画、雕塑，西域乐舞也渐次进入中原地区。

总之，从交通、交往和交流等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的发展是空前的。它在两个大一统时代之间的400年左右的这个时期，不仅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开拓前进，而且孕育着后一个时代的恢宏气势。它绝不是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浪头，这个浪头高过汉代，又为隋唐的大浪蓄积声势。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