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大都有史诗情结，“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学观念，“艺术性、历史性、思想性高度统一”的经典标准，文道一统、家国情怀、历史主义的叙述偏好，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要求，也是许多作家下意识的自主选择。《史记》开创了将历史文学化的先河，反过来，后来的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也习惯将文学往历史方向靠拢和汇流。个人认为，当代文学中，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史传传统的新标本。《当代》当年“编者的话”中就写道：“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的生活情况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和留意。”《白鹿原》则被认为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可以看作是史传传统的某种变体，三部小说表现三个不同年代，小说人物也并无关联，但涉及到一个共同的地名“花家舍”，精神上更是一脉相承，所谓“深入思考并描写10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和《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对史传传统的戏谑与再造——虽然承袭的是史传衣钵，但走的却似乎不是康庄大道，虽然戏谑但绝非戏说，语言琐碎却充满意味，人物不断出场，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这样一来作品也就能写开，所谓“讲述了人生的‘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由此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问的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小说也因此有了一种雅俗同欢、亦正亦邪的特殊腔调和味道。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路数，这是好小说的味道。

当下，倡导、追求的“写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部分作家的写作源自这一传统。但在面对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分合、道统与人道的裂变等等一系列问题时，每一个写作者应该停下笔来思考、辨析和警惕：一方面，要防止因为商业时代、消费时代和全球化的冲击，写作变得浮浅、庸俗和功利化，过于迷恋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对时代、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史传文学一本正经要宏大，要传道，往往容易遮蔽生命个体的复杂流变，有时也会催生将人往历史的大道上生拉硬拽的写作，产生一批虽然正确但缺筋骨、少血肉、无性情的“伪史诗”作品。此外，作为文学主阵地，也要对各类写作和各类写作者抱以足够的宽容和大度，容许一些多样化写作，让千姿百态的个人写作来丰富历史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