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内容上可以分为记录地理博物，神仙方术，妖法鬼魅，佛法灵异的志怪小说和记人物的遗闻轶事，言谈举止的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可以说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具体来说，首先，受佛教中佛经故事的影响，由于印度思想的输入，佛教大行，翻译的佛经很多，鬼神奇异之谈杂出，使志怪小说发达起来。其次，受巫和方士的影响，鲁迅谈到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和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止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因而，中印两国的鬼怪都融合于小说里，使志怪小说发达起来。

（志怪小说的分类）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等。三、佛法灵异，如颜之推的《冤魂志》。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

（志怪小说的后世影响）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我们可以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分析志人小说的特点。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仝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36门，其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土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又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具体说来，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如《王子猷居山阴》、《华歆王朗》等。二、崇尚老庄自然，大多篇章描述了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包括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如《刘伶病酒》等。三、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如《石崇要客燕集》、《石崇与王恺争豪》等。四、对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斗争、社会风尚、人际关系和文学艺术成就也有所反映。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具体说来，一、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善于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有的篇章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而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后各人的表现。有的篇章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有的篇章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坐！”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二、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既有典雅的辞句，又有生动的口语，善于将语言写得逼似人物身份，使人如闻其声。如《俭啬》篇写司徒王戎的吝啬；《简傲》篇写钟会访嵇康，表现了嵇康傲岸的个性。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文隽语的笔记小说和小品文的先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模仿者不绝，有梁刘孝标的《续世说》、明何梁俊的《何氏语林》等。《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成为古代诗文中的典故或小说戏曲的创作素材。如元关汉卿的《玉镜台》、秦简夫的《剪发代宾》等都是从《世说新语》的故事发展而来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植七步成诗等情节也来自《世说新语》。此外，“拾人牙慧”、“一往情深”、“难兄难弟”等成语，也出自《世说新语》。